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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以来中共党专制体制的病入膏肓看宪政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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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长安街头的枪声和坦克,使全世界为之惊愕。即便从统治者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政府用武力镇压和平示威的民众与学生的做法,也是犯了不可挽回的历史性大错。在党专制体制的合法性已经遭遇空前危机的背景下,官办政治体制改革自然更无从谈起,维持“稳定”成了压倒一切的任务。为了维系党统与政统,邓以后的中共“第三代”领导人不得不求助于传统合法性资源,用“红色经典”重新装帧党的形象,用更加严格的“舆论一律”控制媒体,同时加大体制内反腐败的力度,希望通过党内自我整肃平息社会的不满,化解、至少是延缓执政者面临的危机。

但是,所有这些努力是无法使病入膏肓的党专制体制起死回生的。

首先,造成当今党专制体制之根本困境的乃是这个体制本身。这个体制在改革开放条件下造就的最大产物就是权力+金钱的威权主义社会。本来,邓小平曾寄希望于在保持共产党政治控制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发展,从“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到“共同富裕”,最终达到既“政治稳定”、又“国泰民安”的社会主义“小康”佳境。但事实证明这只是思维陈旧、目光短浅的中共领导人的一相情愿。权力和金钱有其自身的逻辑。市场经济在威权主义制度语境内的发展势必造成权力与利益的非法结合和权贵资本的急剧膨胀。在城市,这种膨胀吞噬了劳动者几十年在公有制框架内创造的巨额财富,以“改革”、“转制”的名义制造了新的大量赤贫;在农村,这种膨胀则借助与资本的联姻无情地剥夺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又把千百万农民工推进城市、乡镇的血汗工厂。大量外资的引进、GDP数字的增长、国家税收的增加、现代化“窗口”城市的表面繁华,不能掩盖底层民众并未从“改革”中获得同等好处、毋宁说整个社会却处于深层断裂之中的可怕事实。无论党的最高领导人是否愿意承认,当权贵资本已经成为支配这个社会的重要力量时,执政的共产党在客观意义上已经演变为这个权贵利益群体的最大代表和体制性保护者;而当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不允许公开揭露和讨论时,我们这个社会已经变成一个既缺乏经济公正,又缺乏政治自由的社会。这个社会走进了死胡同,因为――从根本上说――党专制造成的问题是不能靠专制体制自身解决的。

其次,所有借助传统手段和合法性资源解决问题、缓解压力或寻求出路的企图,都只能最终加剧党专制体制的危机。江泽民“三个代表”的“理论”是空洞无物的,因为从宪政民主角度看,没有哪一个党能够“代表”一切,既代表穷人,又代表富人,既代表治人者,又代表被治者。宣称党同时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意识形态意义上,是对“先锋队”逻辑的遮遮掩掩的修正,因为它毕竟不再拿“阶级基础”之类传统的合法性根据说事,而试图把自己定义为全民利益的代表。不错,现代公共权力客观上应该代表全民利益,但这是通过多元宪政民主结构和一系列制度安排实现的,不是自封的。共产党的问题恰恰在于一方面通过悄悄修补官方意识形态竭力美化自己,另一方面又不愿意真的采纳建立在选举制、多党制等充分民权基础上的现实制度安排去落实这些美丽的词藻。这样,在实践意义上,所谓“三个代表”不过是处于深度困境中的执政党寻求自我掩饰的遁词。

胡锦涛接任中共总书记以后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命题,反映出胡锦涛、温家宝一代领导人深深的危机感;但“先进性教育”、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及其“核心价值体系”的总思路仍然没有跳出党专制体制内自我调整、自我修补的框框。事实上,只要不放弃党专制,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所有改革口号和意识形态新概念、新提法都将具有自我欺骗的性质;而且越是寄希望于体制内的自我修补和“自我完善”,越会加重体制性危机,因为所有此类修补均以强化“党的领导”为前提,而在党的肌体已经大面积癌化、权力制约没有获得根本制度性解决的今天,此类“强化”恰恰加深了执政党自身的体制性危机。

从政治改革角度看,未来(包括如今的胡、温一代)中共领导人面临着以下六大难题:

第一,具有标志性的是,如何处理两个“包袱”,即邓小平主政时期对六四天安门民主运动的镇压和江泽民主政时期对法轮功信众的迫害。这既是两个历史问题,又是十分尖锐的现实问题,而且至今仍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当然,还有一些更早些的历史问题也没有真正解决,比如“反右运动”)。坚持党专制的“拒不认错”逻辑,将意味着中共执政者继续承受这份对民族、对历史的良心债;启动“平反”程序,对党的领导人来说,又惧怕由此引起连锁反应,导致海内外反对派力量的合法化,危及党的统治和“社会稳定”。

第二,如何解决党的高层权力核心的有效监督和权力更替问题。截止到胡锦涛,党内最高“掌门人”的地位都是由前辈党的元老“钦定”的。这种小圈子里内定“接班人”的方式,即便按照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的原则衡量,也是极其落后的、说不通的。原则上讲,解决不了党的领导人如何产生的问题,就解决不了党的领导人(特别是最高领导人)如何制约的问题。但如果真的扩大党内民主,又可能在权力控制方面引发一系列难题。更何况在缺乏民间民主力量配合、呼应的情况下,任何扩大党内民主的努力都将被党专制体制内权力斗争的规则所消解。

第三,关注民生、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关注社会公正本来是一种进步,尽管该关注是一种对政治-经济结构失衡所导致的社会后果的迟来的反应。但在大量党的基层组织瘫痪、变质,地方政府的官商一体乃至黑社会化趋势加剧的情况下,党的最高决策机关缺乏贯彻其政策的基本力量。一些具有良好出发点的政策举措往往在执行中变得面目全非,或引出截然相反的结果。这反倒证明了下列命题:经济公平的前提和最有力的保障,是公民民主权利的落实。试图以回避政治自由的方式解决经济公正问题只是党的最高领导者的幻想。

第四,独立的、有历史传承价值的精神生产与文化创造的极度匮乏,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半个多世纪来在文化领域造成的后果。民主在这个病态社会中,不仅是结构性稀缺,而且是精神性稀缺。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放开言禁,落实宪法明确宣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中的自由。但这种“自由”是与党专制实施思想控制的内在要求根本冲突的,也是与党只准“讴歌”、不准批判的传统根本冲突的。从未来角度看,有良知的中共领导人不能不考虑这个体制在造成民族精神萎缩方面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

第五,中国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受到了国际社会持续不断的批评。中国政治体制的落后和迅速增长中的经济规模、经济影响力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本来,一个拥有独特文化传统、又极具经济潜力的大国应该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但“西方亡我之心不死”之类的冷战思维往往混淆了意识形态冲突和国家利益冲突间的不同(有时则是故意把二者混在一起),阻碍了中共领导人(现行体制下也就是中国国家领导人)在宪政民主、人权和国际正义的普世原则下参与国际事务,并使中国的国际形象受到损害。

第六,两岸统一问题。中国共产党虽然提出了“一国两制”设想,但这个方案是以大陆方面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实即党专制制度为前提的,故不可能为已经在政治民主化方面走了很远一段路的台湾朝野各方所接受。目前海峡两岸可以通过强化商贸、淡化政治的方式先沟通、先往来,但大陆方面政治体制这个死结最终是绕不过去的。阻碍两岸统一的当然还有其他许多因素,然是否拥有宪政共识仍然是最关键的因素之一。那么,从祖国和平统一的大业出发,中共领导人又当何去何从?

总结前述三个不同时间层面所呈示的历史蕴含,中国宪政改革都势在必行。

从大背景看,中国今天的宪政改革是百年来中国现代社会转型和政治现代化进程的继续,是对先贤奋斗、努力的继承;

从中背景看,中国今天的宪政改革是对中国共产党党专制体制造成的制度扭曲的纠正,是对制度现代化普世要求的回归;

从小背景看,中国今天的宪政改革是针对党专制体制的病入膏肓做出的病理诊断、开出的根治药方。鉴于传统逻辑内执政者已经处于进退维谷、苦于无策的境地,中国应该为政治体制改革明确界定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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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122.121.19.*
  (2008-08-19 2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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