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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弱势群体到社会无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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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刚仁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无产阶级及其同盟军走上了历史的舞台,成为了国家的主人,实现了从奴隶到主人的历史性变迁,改变了劳苦大众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和精神风貌。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成为了劳苦大众的大救星,大恩人。“幸福不忘毛主席,翻身搭帮共产党”成为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使曾一穷二白的国家走向了繁荣昌盛,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国家的飞速发展,国力的日益强盛超过了历史以往的任何时候。“翻身不忘毛主席,致富搭帮邓小平”。又成为人民共同的心声。市场活跃、物质丰富、经济繁荣、通讯、交通、城市建设真正出现了繁荣盛世的局面.这是任何一个阶层的人民无法否认也无法回避的事实。


然而,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拉开了贫富差距,国有企业的改制产生了从“两个置换”“两个退出”中流向社会的、以中小型企业职工为主体的城市弱势群体,继而形成了一个与生产资料分离的阶层,由此而产生的新课题摆在了人们面前。


(一)


市场的活跃,使贫富差距拉大,贫富间的两极分化摆上了议事日程,国企败北,抓大放小,使兴旺前进的社会又创造了许多新名词,“困难企业”、“下岗职工”、“打工仔”、“弱势群体”、“低保”、“待业青年”、“两个置换”、“两个退出”等等。


随着私营企业的崛起,“抓大放小”、“两个退出”政策的推行,许多中小国营企业由于许多无法讲清的原因,逐步走入艰难运作,继而半停产、停产。企业也从兴旺发达,到艰难经营、人员分流、推行经营责任、分片包干、职工下岗、厂房出租,最后只好破产,拍卖,厂消人散。这是近十年中发生的最具特色的全民企业戏剧性的变化。


人们对私有资产的发展,也有不同的观点,认为挖到第一桶金的是从沿海的炒地产而暴富的,而挖到第二桶金的,是从价格“双轨制”与国营企业搞产品协作中获取的,而挖第三桶金的是低价买破产企业的设备、土地中得到的。权钱交易,以权谋私在其中也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国有资产的流失,使一部分人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才有今天风云华厦的私营商业巨富和企业巨富。有人可能不认同这一说法,但有一点我们必须承认,在国有计划经济年代,别说十万、百万、千万富翁,就是万元户也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没有资本,没有资本的积累,便谈不上今日私营企业的蓬勃发展。在这里我先排除了外资的流入,外资的流入也比万元户的产生迟到得多。当然我们也不应排除勤劳致富的人们。


我国从一个收入相对平均的社会,进入贫富差距明显拉大的社会只用了二十多年时间,而这种贫富之间的两极分化仍在延伸。


私营企业的发展,全民企业的败北,城市弱势群体的形成,使社会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较为规范的私营企业员工的工资,待遇不错,国家抓住的大企业领导实行年薪制,职工工资,福利待遇也可观,这些企业中也有蓝领、白领之分。而那些困难企业,破产企业的下岗职工,十多年在外漂泊,企业没有发一分钱生活费,其中有点钢火的,外出打工,没有能耐的,擦皮鞋、打短工、摆书摊、贩小菜,捡破烂等挣点钱养家糊口,他们在生活的贫困线上挣扎,早几年开始的低保,几十元,上百元,使他们的生计有点着落,但他们没有医疗保险,这是一群弱势群体,是扶贫助困的对象,“两个置换”、“两个退出”的推行,使这批弱势群体与生产资料彻底分离,如果要给这个群体取个名字,应叫社会无产阶级比较恰当。“两个退出”使他们完成了从弱势群体到社会无产阶级的转变。


传统上讲的无产阶级是彻底的革命者,他们在资本家的剥削压迫下谋生,他们与生产资料剥离,政治地位低,更谈不上社会的福利待遇。我们共产党人以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消灭剥削”为己任,以“反压迫、反剥削、求解放”为口号,唤起工农千百万,创建了以苏联,中国为先驱的一批社会主义国家,使广大的劳苦大众获得了解放和新生。


而今天提出的社会无产阶级,他们与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有着明显的区别:


在政治地位上比传统的无产阶级地位要高。在与生产资料结合的全民企业,他们曾称为“企业的主人”,他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执政党的党员,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是执政党任命的科局级干部,虽然现在组织部门、人事部门不承认他们的职别,但在共和国的初创时期,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留下了他们的业绩和历史地位,今天,他们的工资待遇排除在公务员之外,已退休的拿着不足公务员三分之一的退休金,没有退休的干部则享受全民职工下岗的同等待遇,社会没有承认他们昔日的工作与奉献。


在经济上,比传统的无产阶级要好。企业分配的住房,以各种优惠政策变为他们的私有住房,使他们有个自己的窝,进厂迟的职工,连个窝也没有。退休后虽待遇很低,但有一碗糊口的饭钱,医疗保险已退休的将搞个小医保,多少有点分担医疗费的待遇。


企业破产后的职工,四十年的工龄仅拿着不足公务员一年薪金的安置费,破产遣散后,则连小医保也没有,工人们气愤地讲:“一两万块钱,政府将我们一脚踢,怎么也想不开。” 但国家有国家的难处,很多事情不尽人意,但毕竟给了一点,沾了社会主义的光。


在思想观念上,比传统的无产阶级要高。现在还留在企业的职工,都是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成长起来的,他们的文化程度,所接受的教育,思想观念都比传统的无产阶级不可同日而语。据资料显示1995年5月的统计全国发生不安定事端3355起,到政府门口静坐示威、阻塞交通、卧轨等,造成最长的阻塞铁路达九个多小时,出现一种极不安定的局面。十多年后的今天,情况有了很大的转变,这与中央许多政策、措施实施有关,也与十年来职工的观念转变有关,由抵制改革,留恋大锅饭到理解改革,支持改制,这的确是认识上的一个飞跃。现在的症结是政府如何加大力度,善待这批改革开放中的牺牲者,如何使他们的心情更趋于平衡一些。


社会无产阶级,他们是新生一代的无业游民。是从破产企业遣散出来的新一代“飞机兵”。这部分人在原企业中还参加了一定时期的养老保险,而在每年新增加的待业青年这批打工仔中,小型企业,个体户为他们办养老保险的几乎是微乎其微,其它社会保障那就更不应谈,而这批人在社会成员组成中占有相当的比例。他们的未来留下许多变数,留给社会更多的麻烦。当然各级政府要求为这些“打工仔”办各种保险的文件都有,但执行力度不大,没有落到实处。这个问题不下魄力解决,留给未来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社会无产阶级产生的根源,是国家对私有制的恢复与认可。抓大放小,人为地导致中小企业全面败北。这一政策的实行,从全局来讲,是为了国家的发展。这批中小社会主义企业走过了他的辉煌时期,由于文革的开展,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导致了中小国营企业许多弊端的产生,甚至到了无法解决的程度,如负担重,市场观念差,设备陈旧,生产力水平低下,管理乱,效益差,一闯入市场经济,就显现出必败的趋势。


从生产关系调整的角度来讲,每一次生产关系的调整,实际是国民收入,社会分配关系的调整,而中小全民企业在调整中受政策的制约,处在必败的境地,成为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牺牲者,在利益分配上受到最大的伤害也就毫无疑义了。


(二)


话题又回到私有制,过去讲私有制是万恶之源,我们共产党人曾想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由于社会没有达到共产党宣言中提到的“两个极大”,我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受到了挫折。邓小平同志反思了历史的教训,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大胆地进行了改革开放。从实践来看,不管私有制是什么之源,但它对推动自由竞争,激活社会成员的活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的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私有制是不是万恶之源,马列主义者作过许多精僻的论述,但我们是主张以实践检验真理为标准的政党。“实事求是”是我们工作的指导原则。我们曾论述过资本主义的种种罪恶,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和腐败现象,列宁曾著述称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但这个资本主义至今未走到尽头,为什么呢?资本主义社会也同样随着社会的进步,社会物质的丰富,国民收入的增加不断改进其社会的管理职能,从社会管理方面讲,不断地推行人性化管理,他们的社会福利,人身保险,失业保险比我们搞得还好,他们不讲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他们的许多做法,是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模式推进。过去也有传闻,说资本主义的政治家们也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也在研究中国和苏联的历史,为什么共产党人能唤起工农千百万。


而我们的社会主义阵营呢?苏联解体,东欧易帜,中国实行开放搞活,重新认识市场经济和私有制,重新认可自由竞争和剥削有理。将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剥削”打入冷宫,这是尊重社会发展规律的举措,结果是令人欣慰的,国家富强了,社会繁荣了,物质丰富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这一切是否应当归功于资本主义的运行模式?是否归功于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我们入世了,加入了WTO,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承认了社会主义的经济管理不如资本主义的经济管理,是否承认在经济管理方面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失败了。我们创造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我们走出了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受局限的局面,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胜利与成就。但随之而来,也产生了社会无产阶级,这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历史的偶然。




(三)


社会无产阶级所处的现实环境,是值得各级政府关注的。市场竞争,导致了生存竞争,生存竞争又必然导致种种与和谐社会不和谐音符,而处在弱势群体的社会无产阶级,则处在这不和谐音符的风口浪尖上,“低保”、“扶贫助困”实际上是对这不和谐音符的协调,但力度还是不够的,这与各地的财政状况和当地领导对此关爱的程度有关。


社会无产阶级看到的东西,政府的高层领导不一定能看到。中央看到想到的东西,地方政府不一定会做到,原因很简单,各地领导班子的思想水平,领导能力不一致,经营发展水平不一致,各地的财政收入不一致,群体有两极分化,地域也有贫富之别。北京、上海、深圳的房价,与其它省市差别很大,各省省会与下面的地、市、县,差别也大。人民币在不同的地区含金量不同。


现在不是到处讲“作秀”吗?这在实际中屡见不鲜。调查、检查、审查,不说没有作用,但真实的东西恐怕很难查到、审到、看到。小煤窑屡禁不止,贪污腐败屡禁不止,许许多多的屡禁不止,无须举例,足以证明“反腐倡廉”和“为人民服务”、“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性”要达到理想的广度和深度并非易事。


电视剧查贪官,刻画得淋漓尽致,电视剧重案追踪,也将社会的阴暗面展示得鲜血淋漓……无数的纪实报导,一批一批的贪官全军覆没,既展示了共产党人反腐倡廉的铁的手腕,也反映了少数高中级干部的腐朽没落,更揭示了党在用人方面的失察。


一位高级领导来地方视察,调集警力、分流车辆、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森严壁垒,这究竟是“保卫”还是“作秀”。是与人民隔离,还是密切联系实际,我们的高级领导为什么要在地方官员划定的圈子中视察,为什么不像卡斯特罗一样,时时站在人民中间,倾听人民的呼声,过去还有个“刘三姐”告状,有拦着“钦差大臣”叫冤的,现在难呵,写信往往是退回原地核查,自己又怎么去查自己呢?人民的呼声,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真实的民情。谁都知道传声筒传出的声音,多少有点变调。难道只有在领袖与人民之间划上一条鸿沟,才能显示地方官员对领袖的敬仰与保护,还是为了阻塞人民与领袖之间的声音。文艺家们显出了特殊的天才,电视剧、纪实文章每天在告诉人们现今的社会状况:既有辉煌,也有陈腐。在某个领域是一批怎样的人在治理着一个泱泱大国。为了“维稳”,地方政府是做了大量工作的,这些工作,比过去抓阶级斗争还高明得多。


又回到两极分化这个话题,中央是知道的,为缩小分配上的差距,为退休工人调整了养老金,退休工人很感激。中央可否知道,退休工人的养老金刚刚到手,公务员调资就展开了,分配上撕开的口子,更加大了。中央的目的很明确,想让公务员进入社会的中产阶级,想收到以薪养廉的功效。


但人的欲望是无法抑制的,那一位贪官是为多贪一份工资吗?他们的目光不是同弱势群体的社会无产阶级比较,他们是向社会有产阶级看齐,他们是向百万、千万的巨款伸手。有的被捉了,有的外逃了,有的还隐藏在我们的队伍中间,还被我们委以重任。大官大贪,小官小贪,司空见贯。这么讲好像政府中清官少,贪官多,事实并不是这样,好官还是绝大多数,但贪官影响大坏,流传最广,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就是这个道理。


改革开放以来,旧的平衡机制被打破,新的平衡机构跟不上来,而这种不平衡主要体现在经济上。与巨富相比,无法谈社会分配平衡,加上不公平竞争这个孪生兄弟,为了金钱,不择手段,有权的以权谋私谋利,无权的钻山打洞,贩假制假,入室盗窃,公开抢夺,贩毒制毒,杀人越货,目的只有一个,为了钱,为自己活得潇洒,其结果是社会治安混乱,对社会无产阶级来说是不乐业,对家财万贯者来说是不安居。抓的人越来越多,关的人越来越多,警力也越来越多,纳税人的钱也就越用越多。不断地形成恶性循环。导致人民对社会治安不满意,无钱的怨声载道,有钱的为安全担忧,更令人遗憾的是,电视台反复传授防骗、防抢、防盗的技术,告诉女性防身的技巧,独独不讲要建立一个和谐社会要如何治本的根本之道。


(四)


城市建设飞速发展,到处涌现出一座一座现代化都市,单讲各级政府办公大楼的兴建,市与市之间互相攀比,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办公楼建了一群又一群,据业内人士讲,一座十几层的市政府大厦,一年的维修养护费数目惊人,多想一下那些住在贫民窟的社会无产阶级吧。几十元,上百元的低保需左批右审,而真正将纳税人的钱不当钱使,是那些所谓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还美其名曰是营造招商引资的优良环境。我以为什么事应有个度,要量体裁衣。据说有些发达的国家很少像中国地方政府那样大手笔的。中央几十年不还在中南海办公吗?英国不仍然在爱舍里宫办公吗?现在提倡建立节约型社会,我不知道这是对谁提出的,政府机关的吃、住、走一年花掉的,恐怕只有天知地知。纳税人心痛,社会无产阶级感到痛恨!用这些钱来扶贫助困,老百姓心中也要宽慰一些。共同富裕上升的速度也可能要快一些。


社会无产阶级想到的地方,政府高层领导与他们不一定想到一块。任何事物,站在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看法和想法,因此祖先们创造了一个“兼听则明”的成语。


很多问题中央是看到想到了,西部的发展不如东部,西部下了功夫,又发现中部的发展又不如西和东部了,全局的平衡摆上了中央的议事日程。中央提出的“扶贫”、“农业免税”、“城市低保”等等,都是看到了“两极分化”、“贫富不均”已达到必须采取措施的时候了而取的举措。


如此种种,社会无产阶级在认识上与中央有差距。“扶贫”也好,“解困”也好,“低保也好”,说白了,都是治标不治本。国家大了,治本谈何容易,过去讲机器吃人,现在不仅仅反映在机器吃人上,更反映在冲击民族工业这一大事上。而其中直接的受害者便是成千上万的社会无产阶级。


人民安居了,乐业了,有工作,有事做,有收入,谁愿吃低保,吃低保低人一等呵。当然也有认为吃低保不拿白不拿,也有人盼着这点低保金接济生活,也有人认为,吃低保是社会对他们的岐视,是对他们社会财富创造力的一种侮辱。当然对于那些真正丧失劳动能力的人,是党和政府、社会对他们的一份真情的关怀。特别是企业中遣散的40、50人员,与生产资料的剥离,使他们老不老、少不少,而丧失了工作的机会,他们渴望工作,却找不到工作,他们渴望为社会奉献自己的光和热,他们丧失了机会,他们过早地在家中“等死”。


虽然宣传机构报导了许多下岗职工再就业,再创业的典型事迹,起到了典型引路的作用,但对于成千上万的下岗职工来说,不可能都达到这个水平。


原有的全民企业,不分大小,也是一个社会群体的集合体,在这个集结的小社会中,也有分工,也有各行各业,不可能个个是技术骨干,工人技师,不可能个个是生产标兵,他们也有分工合作,他们曾在分工合作中各自干一行,爱一行,爱岗敬业,默默地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年华。今天老了,没有用了,成了40、50人员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过去敬的那份业,过去爱的那个岗,在市场经济中派不上用途,他们沦为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他们有的人中风、脑溢血、心脏病、偏瘫等等,使他们丧失了生存能力,没有医疗保险,面对的是看不起病,吃不起药。目睹着这些现象,使社会无产阶级失望,感到人生已经走到尽头了,人生的岁月已谈不上意义了。


社会无产阶级对人生、对前途、对现状的失望,导致了他们对现行有些政策的不理解,甚至反感,导致了他们对社会的不满情绪。人之已老,其鸣也衰,得不到共鸣,更得不到理解和支持。


从政治地位上讲,企业工人由主人变为打工仔,干部由原党组织部门的任命变为没娘崽,这些人曾是成百上千职工的领导者,主心骨,破产后成为打工仔中的一员,心里很不平衡。昔日响当当的全民职工,今日成为一群无业游民,自谋生路。


从经济上讲,他们失去的太多,得到的太少,“老三届”的这一代人实际成了社会主义运动的试验品。困难企业的党员,为了表示自己是一位执政党的党员,每月交 0.2元,一年交2.4元党费,连想到1968年上山下乡的知青,目睹农村当时的党员以每年交十二个鸡蛋作为党费,历史真具戏剧性,四十年前发生在农村的故事,四十年后在城市再现。


讲到失去的太多,有必要提一下破产企业职工的安置费。对于改革、改制、下岗、破产由抵触到理解,由理解到支持,这是一个思想观念转变的过程。我们应为这些职工承受能力的增加而感到高兴。


南方有一个市在2001年下了一个“关于市属国有工业中小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补充规定”中写得清清楚楚:“破产企业职工安置的标准为:凡进入国家计划的企业,属1986年9月30日前参加工作的,按本市企业职工上年度平均工资收入的3倍支付一次性安置费(资产或现金),然后再根据工龄长短具体分配到人。” 而2006年底文件的执行者们仍以2001年职工的平均收入为基数计算今日的安置费,殊不知6年时间物价上涨指数是多少?连生活水准提高诸因素也不予考虑是否合理。这不是一个厂,是一批破产企业,不是一个行业,是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所有行业,是一大批人啊!


职工认为有钱无钱是一回事,按不按标准计算又是一回事。即使按标准计算,也只有三万余元,也达不到公务员一年的薪金,而破产清算组一律以1.8万元为标准安置职工。农民还有块田地可耕作,而遣散的工人呢,望天兴叹,没有退路,束手无策。


安置费有也罢,无也罢,多也罢,少也罢,但医疗保险统统没有。有一点安置费还算好的,南方还有些县市,企业破产,一分钱安置费也没有,40、50人员回家等到50、60岁拿养老金,我们的父母官他们是否想过,这艰难的八年你的子民们将怎样度过。没有医疗保险,给城市的医保留下一个空白,给破产企业的职工,留下无限的怨恨,胳膊拧不过大腿,命运让他们站在弱势群体一边,向谁诉说,谁会听取他们的诉说,破产清算组的官员除了表示同情,别无他法,政府财政也不宽裕,也是无可奈何,他们在这里失去了公正与平衡。


政府官员的威信有所缺失,社会无产阶级工作上、经济上、生活上的挫折,导致了他们对信仰的怀疑。这批受革命思想教育,唱着革命歌曲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既是共和国的幸运儿,又是共和国的牺牲品,既是共和国强盛的见证人,又是共和国几经波折的试验品。要长身体的时期,遇上了三年自然灾害,要学习的时候,碰上了文化大革命,要文凭的时候,他们仅有的是“老三届”,在年老力衰,青春壮年逝去的时候,他们成了企业的遣散人员,他们有怨气,他们怀疑“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吗?他们似乎成了历史的累赘,这批人中,有工人,有党员,有过去称之为“干部”的企业基层领导,有我们党一批坚贞的骨干。用他(她)们的时候是“干部”,破产安置的时候他(她)们是职工,退休的时候女职工又变成了“干部”,(企业女职工退休50岁,女干部退休55岁),弄得这些干部们莫名其妙。


他们也反思过,为了支持改革,为了国家的强盛,他们这些牺牲又算什么,他们比贫困地区的农民好,他们比没有参加工作,没有国营企业全民职工身份的人好,想着这些,他们心多少增加了些许平静。


不怨天,不怨地,只怨命中注定。当他们拿着儿女寄回的钱,拿着亲友的资助过着日子的时候,他们流下过酸楚的泪花,他们看着有钱人过着“黄金周”,看着公务员避开旅游高峰,分批分批旅游观光,他们又感到失望。他们的心在矛盾的交织中一天一天煎熬。困难企业的职工自“黄金周”始,七八年了,与黄金周无缘,心中的滋味无法形容。老话说:人就是生错了那双眼睛,饭不胀人气胀人呵!


反思经历,老红军、南下干部的子女生活工作在中小企业的,他们认为自己的父辈,曾由劳苦大众,无产阶级变成了国家的主人,是毛主席、共产党带领他们走出了绝对贫困的阶层,而他们的女子又由国家的主人走进了社会无产阶级的队伍,站到了相对贫困的弱势群体之中,历史给他们开了一个玩笑。


(五)


写了这么多,也没讲清一个什么问题,也讲不清一个什么问题。只是提出了一个社会无产阶级的概念,与之对称的应是社会有产阶级,为什么称之为社会有产阶级呢,主要是他们同社会无产阶级一样,也沾了社会主义的光。今日的社会无产阶级和社会有产阶级,不是两个对立的你死我活的两个阶级,他们同在一片蓝天下,为民族的振兴,国家的强盛奉献着各自的才智。但社会的发展,很有必要协调他们之间的差异,防止量的突变。


到今天,下岗的高潮似乎已经过去了,成为了改革开放中的一段历史。可以说“抓大放小”、“两个置换”、“两个退出”的政策已经取得基本的成功,下岗职工大规模的影响安定团结的事件已经不复存在。但是私有制的迅猛发展,给人留下许多思索,表面的平静,不等于思想上的稳定。有些问题,不仅仅是思想观念转变的问题,这是两极分化带给人们必然的思想反映,他们臊动的心底也蕴藏着一股热能。经济上的不平衡,是否会带来政治上的不平衡?社会无产阶级的出现,人们的探讨、思索也会持续下去,也可能会给社会留下不和谐的音符。


社会无产阶级的生存困境,生计困境,机会失缺,权利受损,使他们心态失去平衡,丧失感剧增,失落感、被抛弃感、剥夺感十分强烈,造成他们对现实的对抗情绪,逆反的心理,使他们认为自己的青春热血,对党对人民的忠诚付之东流,被现在的政府官员、企业老总、私营巨富“窃取”了社会进步的成果与财富,据去年七月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对全国54000多户城镇居民进行调查后发现,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最高达10.7倍,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警戒线 0.4。基尼系数,是全球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为研究贫富差别问题,而建立的一套预警机制。0.4是它的“警戒水位”。


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会出现大的社会动荡,原因很简单,就像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民一样,由绝对贫困走向了相对贫困,人民的生存问题得到基本保证,只求社会发展,不希望社会动荡。人生存的目的,不是为了闹事,不是为了相争。只求一个顺畅、和谐、安康的生活环境。战争与争斗是政治家们的事,与下岗职工无缘。但作为一个健康发展的社会,同情和关心这一部分人,也是“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要求,也是共同富裕上升,建立和谐社会的要求,希望有关政策研究部门,多关注一下遣散的职工们。


前文讲了很多,本文也提不出一个有建设性的解决目前矛盾的办法,但对于社会无产阶级和社会弱势群体,安抚是必要的,子女上学,就业医保作为建设和谐社会也好,以德治天下也好,都是务必提上议事日程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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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122.121.27.*
  (2008-08-20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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