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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作人:关于“不争论”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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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末,退休在家的邓小平离家出走,边走边说,说出了一个“不争论”的著名观点。面对当时姓社姓资的争论,邓说,不争论。这个不争论,是邓小平理论的著名三论——猫论、摸论、辩子论的大集成,这个集成,把“摸到石头过河”,变成了“闭着眼睛过河”。
“不争”论是公共议程中关门模式和动员模式的集合体,它甚至排除了任何民众参与的可能性,只用一句话就推动了持续十五年的经济大跃进,可谓政治上的极低成本。在“不争”论的号令下,中国开始了向经济领域的新长征,空前规模地征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把它们几乎全部兑现成了经济利益。现在来看,这十五年的高增长带来的资源透支和环境破坏,不知道要用多少个十五年,才能弥补。也不知道,生态环境的巨大成本,究竟应该由谁负责,该谁来摊销?
不争论,看起来是在决策和执行上节约成本,其实是成本的转嫁――把较小的行政成本,转化成为巨大的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把公共决策成本的加减法,做成了社会摊销成本的乘除法。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局部利益胜整体的成本转嫁方式,不是制度决策的优越性。
在“不争”论带来的经济狂热中,有个张姓青年提出了中国可以说“不”的著名观点,用经济和军事的方法,而非政治和文化的观念,把世界先进国家及其文明,设定成为中国国家的假想敌,以斗争哲学面对二十一世纪的世界环境。这套假设,假借“外敌”来忽悠人民,压制异议,强化集权专制主义,其实是自已在搞自己
在“不争”论导致的文化偏执中,麦天枢筑起民族主义祭台,祭起国家主义大旗,提出大国小民,大国崛起的战略构想。然而面对短缺的资源,透支的环境,人口的压力,中国究竟应该软着陆休生养息,还是硬起飞死充胖子,负债经营,其实真该好好争论争论了。
在“不争”论造成的社会混乱面前,胡锦涛提出了新的科学发展观念: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试图重新整合执政观念,探索一种新的发展模式。然而绕过了政洽体制改革,就不可能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问题和具体发展中的实现路径问题。所以,这套建设和谐社会的“好经”,至今无人会念,更无人愿意念。可惜一本改革“好经”,被党内民主集体否定,被迫变成假正经。
在“不争”论引起的前瞻危机面前,俞可平提出了民主不是西方专利,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观点。继而,谢滔提出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框架和参考模式。然而马上有人认为,北欧模式,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国情这个筐,如同“不争”论,看起来什么都可以装,其实是皇帝的新装――什么都没有装。
在高速的经济发展中,“不争”论积淀下来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多,一时间争也争不清楚。所以,利益当前,无暇它顾,人们只好怀揣着最后的发财梦想,追赶末班车,先上车,后买票,不怕拿不到,就怕不准靠,一旦靠上去,嘿!上下其手,以钱为纲,大把捞钞票!在这种未世疯狂氛围中,资源被恶性透支、环境被加倍欠帐,还有谁会认真想过“欠帐还帐”的问题?。这正如一个“账多不愁,虱子多了不咬”的老赖,干脆欠账不还了:我欠帐,我大爷!
不争论的实质,是只许你争利,不许我议论。这是以少数人的强项,剥夺了多数人的权利。在不争论的掩护下,短短十多年,中华民族赖以发展的自然资源和中国人民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被加速度地透支、沦陷、衰败、崩溃……潘岳有句话震动朝野:现在的问题不是为子孙后代造福的问题,而是这一代人能不能安全度过的问题。话是重了些,却是站得住脚的真道理。出自一个中国高官的真诚,难能可贵。
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普里高津说:非平衡是有序之源。同理,没有争论,就没有真理;没有战争,就没有和平;没有破坏,就没有秩序。在十多年的志愿者体验中,我认识到了一个基本事实:有的建设是破坏;而有的破坏,是建设。比如,一些毫不尊重公众意见和公民权利的公共工程建设,不仅破坏了自然生态环境,同时也破坏了社会生态环境和文明社会的基本秩序。反之,环保NGO对这类公共决策和公共工程的反对和抵制,虽然有可能“破坏”业主的短期利益,却维护了公共的长期利益,同时促进了公民维权的法治环境建设,推动了建设更加全面更加公正的文明社会新格局。
所以我们说,要讲环境权利,必须讲表达权力;有了表达权力;必定发生争论。有了这些争论,事物的表象与本质,形式与内容,前因与后果,才能得到真实的反映。也只有看到事物的全貌,才有资格作出决策。同时,有了这些争论,就会促进公共议程设置的改进,促进意见整合机制形成,这就是我们说的现代民主制度。
民主制度,不是姓东还是姓西的什么“东西”,而是人类文明共同的伟大成果和发展方向,谁也把它推不出去,绕不过去,拖不下去。在民主制度下,那些拍脑袋决策,拍胸脯造假,拍屁股走人的“三拍干部”,接不起人民的招,就不配管理人民――请你走人。而那些只要红花不要绿叶的色盲色弱患者;那些只听单声道,反对多声道,压制立体声的音盲制造者,那些把专制主义当成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聪明人,也请你们走人――离开公共权力,各自谋生去。
至于那些鼓吹挣钱才是大道理,罗卜快了不洗泥的现实主义者,请你们在忙于安排自己子女的前途时,想想中国还有3.67亿未成年人——你们拿走了罗卜,留给下一代的,全是泥。你们破坏自然生态平衡、社会生态平衡的同时,也在破坏人类的代际平衡。你们说救不了党,也不救国,但是必须救自己,救子女;那么请你们也从公共权力部门中退出去,因为公共权力,不能用来干这个事情。
前些年,当一些人为台湾民主初期出现大吵大闹甚至大打出手而幸灾乐祸时,有位朋友写了篇文章,题目叫《人大人大,你为什么不打架》。这位朋友说,台湾人素质真高——政党吵架,人民和谐;政党一团和气,人民苦不堪言。无数事实证明:通过人大吵架,人民看戏评戏当裁判,确实可以换来社会和谐。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说过一句话,大意是,美国最大的成就,不是登陆月球,不是经济成就,而是美国人民,把政府关进了笼子里。作为一个总统,把公权力约束在人民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并视为文明的成就,这种价值观,无论东方西方中国外国,都是可以接受的。
当然,中国人也有自己的价值观。古人言,君子群而不党,和而不同,这是一种东方人生观;以民为本,民贵君轻,这是一种东方社会观;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这是一种东方生态观。而建设和谐社会的一整套执政理念,则把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本质性的东西,与现代人类文明成果结合起来,极具现实意义。
“和谐”的字面解读,是“配合得适当和匀称”。要达到这一点,“度”的重要性远远大于“量”。就是说,要实现和谐,尺度的把握优先于数量的追求。当然,这个“度”泛指政府行为的正确度和公共决策的准确度,而不是那个严防死守老百姓嘴巴的言论尺度。这一点,不知道我们拉动经济发展的官员和推动经济发展的企业,听懂没有?可不可以转换一下观念?但愿你们在发展中,把数量转型为质量,把速度改变成风度,追求一点品味,追求一点优雅和高贵。
和谐二字,还有一种来自造字法和结构法的民间解读,即:“和”为人人有口饭吃,“谐”为人人皆可发言。能够吃饱,可以说话,这是中国老百姓最基本的要求。我认为,这个解读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的真实国情。而让中国老百姓“吃饭的不许说话,说话的不准吃饭”的执政理念和具体做法,无疑是错误的。古希腊哲学家普鲁泰古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只有人本主义的社会,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真实原因和目的。
有人说,目前是中国历史发展最好的时期,但必须回避二个字:环境;也有人说,目前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最好时期,也必须回避两个字:和谐;还有人说,目前是中国知识分子与掌权者关系最好的时期,还是要回避二个字:羞耻。
虽然,我并不是象有些学者那样,认为知识分子就应该是天然的反对党。我没有那么绝对。但我认为,作为知识分子,还是应该有价值立场的。知识分子如果没有独立的价值判断和公共的道德考量,只有事实判断能力和会计能力,就不能称为知识分子,只能被称为知道分子、经济分子,或者直接叫货币单位(比如五毛、万元、百万等)。相对于体制内一些人悄悄传递的“你腐败,我放心”的价值共识,对公共知识分子,我的理性判断是“你争论,我放心”;,我的价值认同是“你独立,我亲近”;我的情感表达是“你作弊,我可怜你”。
60年来,中国前三十年是政治家的天下,后三十年是企业家的舞台。最近十多年来,又成了经济学家的实验场。在建设发展中,国家忘记了一个客观的存在:社会――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被人忽略了。如果没有社团组织,没有社区自治,只有政府包办一切,只有一党独大,这对“社会”主义是个讽刺――因为这是国家主义、政府主义、政党主义,唯独没有“社会主义”。我们必须明白,没有社会的客观存在,一切政治业绩经济成就意识形态,都是过眼烟云。这是因为,政权是一些时候一些人的;而社会,是所有时候所有人的――国家有限,社会永恒。没有健康社会的存在,所有的经济发展目标,都会失去根和本。
没有公民社会的社会,是残缺而万恶的旧社会,不配享有二十一世纪的地球户口。中国NGO特别是环保NGO,正在兢兢业业克勤克俭地拓荒播种,试图开创、建设中国公民社会,为大中国报户口,让中国和平长入二十一世纪的友好环境。但愿中国主流社会(不是主要的流x社会),给中国NGO一个宽松的生长环境。
综合起来看,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一整套以人为本的执政理论,是合乎实际的,是得人心的。然而现实中国,似乎正与这个执政观念南辕北辙,反向而行,而且越走越远。一段时间以来,社会和谐被人片面曲解成为社会稳定,并以稳定之名,消灭不同的声音,埋下新的不稳定。当人与事对抗,事与情分离,人与物易位,物与理相背的时侯,这条路到不了和谐社会。所以,如果让利益集团继续坚持固守错误的发展模式,中国究竟要到哪里去,已经成为一个问题。
中国是一个现实的国家,面对经济前进、政治倒退所带来的巨大的时空错位、社会反差和生态环境失衡问题,怎样走出困局?我认为,应该换换思路了。当真真假假的政治学救不了世,虚虚实实的经济学补不了天的时侯,不妨看看先进国家在怎么做。特别是,中国人具有整体思维传统,具有辨证思维的哲学观,这时应该重新重视讲求整体性系统性的社会学和生态学了。
如果说,社会主义救过中国,资本主义又救了社会主义,那么现在该让社会学来救社会,让生态学来救环境了,再不救,就晚了。可以这么说,如果现在不把和谐社会建设落在实处,如果现在不把整体综合平衡放在首位,如果现在不放慢速度来调整平衡,如果中国社会学和中国生态学不能成为转型期的中国显学,中国问题,将难以得到妥善解决,并将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的严重问题。
美国社会学家米德尔用社会学观点,总结出三种社会发展形态,一种是过去决定现在,一种是现在决定现在,一种是将来决定现在。当下中国,究竟在用什么来决定现在?中国之路怎么走?谁在走?能走多远?硬崛起还是软着陆?消耗型还是节约型?制造型还是创造型?威权型还是民主型?冷战型还是友好型?是应该通盘考虑全面规划的时候了。
现在回到本题,和谐社会。一个和谐的社会,应该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复杂表情,那就是以合法的表达,合理的争论,和善的愿望,和平的抗争,通过意见沟通和利益平衡,使公共决策回归人心,回归人性,回归人道主义。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衷共济。
当然,最终的平衡,不只是利益的平衡,更是文化的多元化带来的人心的祥和,人事的平衡,人性的尊严和人格的高贵,这才是真正的平衡。在这里,和谐的表情不是奸笑假笑,而是发自内心的微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要说,和谐,你的名字叫争论。
今天,我用一个杂文家的笔法,表达了一个杂家的想法,幸好这不是那种所谓专家的“权威意见”,害不了人。所以大家放心分享的同时,也请你行使你的表达权利——放胆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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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122.121.27.*
  (2008-08-21 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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