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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曉華:勿做漢語的不肖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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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禁止復活古代文化的時代都是文化凋零的時代。
·有罪的只可能是人,而不可能是先前的語言。
·如果古代漢語真的死去了,那麽只有一種可能性:我們是漢語的不肖傳人。


勿做漢語的不肖傳人

——與摩羅先生商榷

□ 王曉華


全球化過程使漢語的命運問題迅速凸顯出來:各種語言在地球村中的相遇所形成的不僅僅是諸語種的對話和互補,更意味著語言間的競爭。面對承載著西方強勢文化的西方語言,漢語的傳人們作爲第三世界的成員不可能不産生危機感乃至自卑感。有關漢語能否承擔現代之思的討論常常導向悲觀的結論,漢語的欠缺成爲不少論辭激烈的文章的主題。在對現代漢語的檢討中,古代漢語也被某些人判決爲有罪責的語言,似乎現代漢語的新生只能始于向古代漢語的徹底訣別。摩羅先生的《請文言文退出基礎教育》(《粵海風》2001年第5期)所直接探討的雖然是中學語文的教學問題,但其首要任務卻是爲古代漢語出具在他看來延宕已久的死亡證明,完成對古代漢語的送葬儀式。

摩羅在文章中多次宣稱古代漢語是“一種業已死亡的語言”,應該屬於墓地和展覽館,而不應被強行拖入現代人的生活中,讓這種已死的語言和語法戕害現代中國人的精神。爲了證明古代漢語業已死亡這個論斷,他提出:(1)古代漢語已經失去了工具效用。(2)中國古文的道理不適用於現代社會。但是摩羅對這兩個子命題的論證頗爲孱弱,其中包含若干自我矛盾之處,因而以這兩個子命題來證明古代漢語業已死亡也是無效的。在具體證明上述兩個子命題無效前,我想指出:摩羅先生之所以會得出“古代漢語業已死亡”的結論,是因爲他所持的是已被廣泛質疑和批判的線性現代化觀(包括線性的語言進化觀),是因爲他在這種觀念體系的支配下産生了強烈的文化自卑感;他對古代漢語乃至傳統文化的批判貌似激進,實則依據的是過時的邏輯,這種邏輯充其量對位於14—16世紀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語境,隸屬于早期現代化學說,而地球村時代的人類從根本上說正在進入第二次現代化與後現代化,因此,摩羅先生自以爲理直氣壯的演說所宣告的恰恰是自己思想的滯後品格。

摩羅認爲古代漢語失去了工具效用並以此爲依據宣告古漢語之死,這在我看來是無效的,因爲語言工具說已經受到了普遍的質疑和批判,包括海德格爾在內的許多偉大思想家都認爲語言從根本上說不是工具,而是人的生存方式和存在的家。既然語言不同于古犁和銅鏡等工具,那麽,我們就不能以古代漢語失去了工具效用爲由宣告它已死去。退而言之,我們即使承認語言是工具,也不能因爲古代漢語不再是主要的交流媒介而認爲它已經沒有意義,因爲語言的功用有時並不是直接能夠感知到的,而是隱秘的、無形的、深層的。人是歷史性的存在,歷史性意味著與自己的民族乃至人類的過去保持聯繫,而語言正是人與過去保持聯繫的最完整媒介。沒有人能夠真實地介入古代人的生活,通過觸摸商代的兵器無法使我們與商代的生活語境完整地發生關聯,只有語言完整地承載著過去的歷史,也只有通過語言我們才能歷史性地生存。生活于21世紀的中國人學習古代漢語,乃是使自己擁有民族歷史的最有效的方式:在對古代漢語的掌握中,祖先的生活世界在我們心中復活,我們開始成爲真正的中國人。一個沒有在語言層面上領受和承載中國歷史的人,並不能因爲他的血緣和國籍而被承認爲文化意義上的中國人。我們由人成長爲中國人的過程就是通過語言擁有中國歷史的過程。古代漢語作爲動態的綿延承載著從漢文字誕生之日起至近代開始前的中國歷史,所以,學習古代漢語不是在與死去的事物共舞,而是復活中國歷史的必要方式。如果我們真的宣告古漢語之死並從此與古代漢語訣別,那麽,我們將只擁有不到百年歷史的現代漢語,淪落爲無根的人,還有什麽資格和能力談論我們作爲中國人的命運呢?所以,宣告古代漢語之死無疑是語言學乃至文化學意義上的自殺行爲——與古代漢語失去了聯繫的現代漢語必然由於文化底蘊的不足而喪失原創性。白話文誕生以來的中國文化在原創性上不如人意,其重要原因就是此間的中國知識份子作爲整體沒有處理好古代漢語與現代漢語的關係:精通古代漢語者日益稀落,且多半或陶醉於用文言文寫作,或滿足于讓古漢語與白話文雜然共存,而未將注意力聚焦於用古代漢語的深層語義充實現代漢語上;大多數文化人則全然不把對古代漢語的無知與隔膜當做欠缺,反倒以爲此乃進步之標誌,因而他們在用被西方語法改造過的漢語寫作與言說時,必然缺乏深厚的文化底蘊。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文化原創性進一步減弱,後殖民語境的擠壓只是外因,內因中的內因則是當代中國文化人對古代漢語文化愈加疏遠和無知:沒有對本民族語言和文化的足夠把握,我們只能非歷史性地生存,就連我們作爲中國人的資格都變得可疑,又怎麽能以漢語爲本體進行原創性的建構呢?摩羅先生由於被言說的激情所控制未能意識到上述反詰,但是他的文本卻以悖論式的品格揭示了其論斷的困境:他在證明古代漢語已經喪失了工具效用時,引用了300年前的教育家誇美紐斯的話作爲支援,然而任何清醒的他者都可以看出這段話恰恰構成對其論點的駁斥。茲從摩羅文章中引述誇美紐斯的話如下:“不必學習一切語文,因爲這沒有用處……應當學的只是必要的語文。

必須學的語文是:國語,爲了在本國之用;鄰近諸國的語言,爲的是和鄰國人相交往。爲了閱讀正經的書籍,拉丁文也是應學的,因爲這是學者通用的語文。對於哲學家和醫生,希臘文和阿拉伯文也是應學的;對於神學家,希臘文和阿拉伯文也是應學的。這些語文不是全應徹底學會的,只要學到必要的程度就夠了。”顯然,誇美紐斯強調的是應該學習除國語之外的語言,而最應該學習的便是拉丁文和希臘文——它們相對于現代歐洲語言相當於古代漢語之於現代漢語。摩羅企圖以此佐證將文言文放逐到展覽館中的正當性,無疑於自我駁斥。這個錯誤並不是摩羅一時糊塗的結果,而是其線性語言進化觀的邏輯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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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慕明
  (2008-08-30 1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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