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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國光: 無法通過的「窄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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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國光,山東人。北京大學文學學士,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碩士,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博士,現任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中國研究和亞太關係講座教授。他曾是 『人民日報』評論部主任編輯,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成員,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研究員。曾親自參與一九八六至一九八七年中共政治改革政策的研究與制定,是中共「十三大」報告政治改革部分的起草人之一。

【主持人】「改革」一詞爲國人所熟悉,要追溯到上個世紀的七十年代末。 當時的中國大陆剛剛走出十年浩劫的陰霾,卻仍被「兩個凡是」的紧錮咒束縛。「兩個凡是」是毛泽东的接班人,中共党主席华国锋, 当年为稳定局势和政治地位而提出的方针。即凡是毛泽东做出的决策,都坚决维护;凡是毛泽东的指示,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旁白】一九七八年五月,『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公开批判「兩個凡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决定, 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由鄧小平、胡耀邦主導的「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爲中共重新凝聚了人心。

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中共建政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和毛泽东的功过,进行了重新的定位。尽管承认毛泽东犯有错误, 但仍然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中共的指导思想。

【主持人】吳國光先生把這一階段中共在政治上发生的一系列改变,稱爲中共僅有的兩次「政治改革」之一。另外一次「政治改革」發生在經濟改革不斷深入发展的一九八六年,當時现行政治體制與經濟發展的衝突日益激烈,它不僅嚴重地阻礙了經濟的發展,也使社會矛盾加劇。爲維護權力,穩定民心,「政治體制改革」再一次被提上了中共決策層的議事日程,並最終進入了研究與決策階段。那是一段艱難努力,也是一次難得的嘗試。作爲這次「政治改革」的政策研究與決策的參加者, 在今天『透視中國』的節目中,吳國光先生將爲我們講述那段鮮爲人知的經歷。

【旁白】上帝說:「你們要努力通過那座窄門」。

【旁白】一九八六年的秋天,北京的紅葉正在飄落,中國「經濟變革」已經進入到了第八個年頭。 但現行的政治體制使得經濟改革在農村成功後,卻在城市遇到了重重阻力。「只改經濟不改政治」的後果,導致中國社會貪汙腐敗,「官倒」猖行;貧富懸殊,民怨沸騰。整個民族正處在一道狹窄的「門坎兒」前,這就是政治制度變革的「門坎兒」。

在北方,蘇聯「老大哥」正在戈巴喬夫領導下實行政治開放;在南方,領導了臺灣經濟發展的國民黨,也邁上了開放黨禁、報禁的政治自由化之路;在中原,思想文化領域的寬鬆、寬容、寬厚的「三寬政策」,爲中國大陸社會創造了和諧活躍的氣氛。時隔六年,鄧小平重提被視爲「禁區」的政治改革,一場「自上而下」的政治變革,在北京,這個遍佈「禁區」、充滿「秘密」的城市,開始了......
記者】中國有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政治體制改革呢?

【吳國光】中國在過去的三十年沒有什麼政治改革,但是有兩次嘗試。一次嘗試是一九七零年代末到一九八零年代初,胡耀邦、鄧小平嘗試在中共中央的高層,建立一些政治生活的規則,迫使大批的老幹部退休,改變了一些毛時代的政治的做法。比如說,當時訂立了「黨內政治生活準則」,就是說不要搞個人崇拜;黨要集體領導;特別是黨員的權利不能被踐踏。在黨內的有限的範圍內,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對黨員權利的保護。這是一次嘗試。

再一次嘗試,就是一九八六年底到一九八七年中共「十三大」前後。當時趙紫陽主導要在制度上削弱黨的權力的嘗試。可以說,這兩次嘗試都沒有能夠成「氣候」。就這個意義上來講,中國的改革當中是缺少政治改革這一塊的。

一九七零年代末、一九八零年代的嘗試,當時的經濟改革還沒開始進行,所謂「政治改革」主要是上層的一些規則的變化、權力的變化。它對中國共產黨政治制度的「改革」力度沒有那麼大。

到了一九八六年、八七年,當時鄧小平也不斷地講,經濟改革如果沒有政治改革的配合,看來是不行的。因此在一九八六年的十月,當時的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就組織了一個政治體制改革的研討小組。我就是在這個時候加入到這個小組裏去了,從此與中國政治改革接上關係了。

【旁白】一九八六年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決定:由國務院總理趙紫陽主持制定「政治改革方案」。「政治改革方案」要求在預期於一九八七年八、九月召開的中共十二屆七中全會上,討論通過,並最終將在中共「十三大」上公開提出。由趙紫陽、胡啓立、田紀雲、薄一波、彭沖五人組成的「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隨即成立。研討小組下設辦公室,習稱「政改辦」,負責具體研究工作,由鮑彤擔任主任。

【吳國光】當時的政治改革小組,主要就是爲在中共「十三大」上提出的政治改革方案作準備。簡單地講,一個就是目標是什麼? 當然有爭論。鄧小平提出來說,目標就是要「提高效率」。不要扯來扯去,使經濟改革很多事情做不下去,要提高效率。趙紫陽則認爲要建立「民主政治」。趙紫陽當時再三說,經濟改革的目標叫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當時還不用「市場」這個詞。那政治改革你們也用一句話說是什麼東西呢?最後大家說來說去,那就是「民主政治」。那麼我覺得這對鄧的設想是個突破。

第二個就是,如何估計當時的或者是現制度下的,中國的民主是什麼樣子?以前有個說法叫要建設「高度」民主。這個聽起來是很好,但是這個理論假設上有個問題,就是現在已經有民主了,那麼下一步就是要更高度、 要完善、 要發展。但是我們研討的結果是說,我們現在沒有民主。那麼現在不是要建設「高度」民主,現在要建設基本的民主制度的框架,要從頭開始這個東西。我個人認爲,這是第二個突破。

第三個就是,怎麼樣來實現民主?那麼這就要有一系列的具體的制度和措施來配合。當時鄧小平是強調「黨政分開」。他強調的「黨政分開」也很明確,就是說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是不可能改變的。但是不要再去干涉日常的各種各樣的事情;不要一個事情政府說這麼辦,黨又說那麼辦,鬧來鬧去;一個文件蓋三百六十個公章,最後才解決問題。在經濟事務當中讓那些經理去發揮他們的作用,讓企業家去發揮他的作用。那麼鄧小平主要是從這個角度來談「黨政分開」。

而趙紫陽所說的「黨政分開」的根本問題,就是要把黨的權力分散到不同的部門;去分散到不同的社會團體去。因爲中國的根本問題是因爲黨的權力高度壟斷,所以才帶來了各種各樣的問題。包括效率低;包括發生文化大革命這樣的事情;包括法律不能被尊重,所以說來說去都是黨的權力過分集中,老百姓沒有辦法參與政治。所以趙紫陽就說「黨政分開」的目的是民主化。我認爲是個重大的突破。趙紫陽也跟著鄧小平講「黨政分開」,但是他把「黨政分開」的內容和意含大大地發揮了。 他集中要做的一個事情就是要限制,最終是消弱共產黨的權力。當然這離改造一黨專制,還有一定的距離。

但是你知道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權力是無遠弗屆,它的權力太大了,沒有給任何別的人,留有任何的生存空,所以第一步就是要先把它的權力有所限制。趙紫陽說,因爲你的權力太大,你就會腐敗;沒有人能夠制約你,一旦你犯了錯誤,就會造成天大的災難。所以第一步就是要限制你的權力,制約你的權力。然後留出足夠的空間,使得別的社會團體和一般的民衆能夠有介入政治生活的可能。它們有它們各自的功能,這個社會才會比較健康。這樣即使有一天共產黨權力沒有了,這個社會還是一個有組織的社會;還是一個有序的社會。這是他非常強調的一點。

再一個, 他強調說,當共產黨的權力不是這麼無遠弗屆,那麼個人–公民,才有他自由權力發育的空間;這樣的公民才有一定渠道和起碼的資訊;有起碼的能力;有起碼的訓練來參與政治,這就是趙紫陽講的「黨政分開」的最根本的著眼點。所以他不斷地強調說 「黨政分開」的著眼點是民主化。這就和鄧小平的「黨政分開」和鄧小平的政治改革,有非常巨大的區別 。

【旁白】「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成立後,立即進入了實質性的研討階段。先後成立了七個專題研討小組,即黨政分開;黨內民主與黨的組織;權力下放與機構改革;幹部和人事制度改革;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法制和改革的基本原則研討小組。經過總體研討、專題研究和政策決策三個階段,研討小組提出了一系列的具體政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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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220.131.211.*
  (2008-10-23 1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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