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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俄在中國(作者:蔣中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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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編 中俄和平共存的開始與發展及其結果

[編輯] 第一章 緒論

 中國 國父孫中山先生,距美國獨立宣言之後一百一十年,即在乙酉年(一八八五年),開始宣傳其革命主義。至甲午年(一八九四年),創立其革命總部——興中會於檀香山,成為中國第一個革命政黨,就揭櫫其推翻中國已有四千年歷史的君主政體的主張。惟其當時的號召,雖為推翻滿清專制,而其最後的目的則在使中國自列強侵略下獲得解放,並使中國步入政治和社會的民主大道。

 自一七七六年美國獨立革命成功以後,到了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遂相繼而起,許多君主專制政治支配下的歐美各國,乃建立了民主政體,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若干曾為歐洲殖民地和保護國的亞非民族,亦獲得了獨立自由,其間兩個主要的革命潮流,一個就是個人自由和平等之不斷爭取,另一則為民族意識之逐漸覺醒,最後形成民族主義的怒潮,尤以在亞洲國家最為顯著。

 故美國革命之成功,乃為全世界被統治的民眾,及其各民族,要求獨立自由的願望,實創一歷史上空前有力的先例。

 國父孫先生正當此中國海禁初開,中西文化接觸的時期,乃潛心中國典籍,復深受西方教育,故能從現代的革命潮流,來理解中國的文化傳統,同時更從中國的政治哲學,來評定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社會思想。其具體的一例,就是他匯合中國古來的考試和監察制度與西方的三權分立主義於五權憲法的理論之中。更顯明的一點,就是他所手創的三民主義完全符合美國林肯總統所稱「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以為建立其中華民國的惟一藍圖。故其政治思想,無疑的是受美國獨立及法國革命的理想之影響。

 一九一一年, 國父孫先生領導其革命黨同志,百折不回的不斷奮鬥,在其革命運動十次失敗之後,卒為中國人民建立了共和政體,就是產生了中華民國。惟在其革命政權初建,而基礎尚未鞏固之時,帝制餘孽袁世凱乃憑藉其前清的北洋武力,勾結帝國主義,顛覆中華民國,恢復君主政體。於是國民革命所建立的民主政體,因此而遭受其第一次的失敗,這一帝制雖不久即歸幻滅,惟北洋軍閥割據紛爭,使國家終陷入於混亂和破碎的狀態,而 國父所手創的中華民國亦等於名存而實亡。

 國父孫先生為盡其革命建國的責任,乃繼續奮鬥,致力於國民革命,直至民國六年,始以廣州為基地,準備北伐,以期削平軍閥,再造共和,恢復其國家獨立與自由。當時西方國家與日本對於中國國民革命,不僅毫不寄以同情,甚至積極援助軍閥,以阻撓國民革命之進行。故此十年之中, 孫先生為了革命建國的事業而尋求外援,都沒有得到任何結果。

 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年),列寧在俄國革命中發動政變,奪取政權以後,不僅在俄國產生了一個共產主義的蘇維埃新政體,並且使歐亞兩洲人文主義的文化,都受到強有力的刺激。共產制度的思想,創始於馬克斯及恩格斯,在列寧的手上,更有其顯著的發展。列寧推翻臨時政府而建立其蘇維埃組織,在理論上自稱其為「轉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為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且宣傳其為「無產階級的解放,就是大多數民眾的解放」,好像布爾雪維克是世界上最前進的革命政黨,而共產主義,亦就是世界上最崇高的理想。但是實際上,馬克斯主義乃是法國革命中的一種反革命的運動,亦就是當時歐美民主革命的一股逆流,他的企圖是破壞民主政治而建立專制制度。列寧所創「無產階級專政」,及其後繼者所謂「人民民主」的極權主義政體,自是師承馬克斯主義,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我們所應該特別注意的,就是馬克斯主義在俄國滲入了大斯拉夫主義及沙皇專制主義的特徵,倘如馬克斯和恩格斯今日能目睹其蘇俄和中共所謂蘇維埃制度的殘暴行為,亦必將大為驚詫。

 蘇俄共產主義誘惑群眾的宣傳,就是使他們誤信共產主義的世界革命,為達到其烏托邦的惟一捷徑,他為了世界革命,認為一切暴力和卑劣的手段,都是合理的,只要他們的理想能夠實現,即可為整個人類創造永久的理想國家。當時俄國革命對亞洲的民族運動,發生了極強烈的影響。因為一百餘年來,西方殖民地主義的統治,在亞洲激起一般民眾極端的憤恨,所以俄共乃就把握這一情勢,對這些國家,施展其滲透和顛覆的陰謀,而推行其從亞洲向歐洲迂迴的世界革命計畫。

 當時中國在列強一連串的不平等條約之下,淪為次殖民地國家。俄共認為這是他在東方散播共產主義的種子,來製造階級鬥爭的第一個大好園地。民國七年即一九一八年齊釆林報告,和民國八年加拉罕宣言,聲明蘇俄準備放棄其在華特權,立即引起中國人民之嚮往,並博得其空前的好感。於是蘇俄一面派遣外交使節,與北平政府開始談判;一面派遣其國際共黨黨員與我 國父孫先生聯繫。但在此必須注意的,就是蘇俄同時更在另一方面進行組織其共產國際支部之中國共產黨,並供給其財政而予以政治的指導和操縱。

 民國十二年即一九二三年一月,孫先生與越飛達成協議。俄共對孫先生領導的中國國民革命,允予援助,依照孫先生手訂的革命程序,完成其國家統一的事業。俄共更指示中國共產黨黨員,參加中國國民黨,服從我 國父孫先生的領導,從事國民革命。這就是國共及中俄之間「和平共存」與合作的開端。

 第一次「和平共存」是從民國十三年中國國民黨的聯俄容共,至民國十六年中國國民黨的全面清黨及國民政府對俄絕交。這一次嘗試,就很快的歸於失敗。然而此後我們中國國民政府又經過了第二和第三次與蘇俄及中共「和平共存」的時期。第二次是民國二十一年中蘇復交,及民國二十六年中國對日抗戰發生,中共的乞降投誠,至民國三十四年抗戰結束與五次和談。第三次是民國三十四年至民國三十八年,由中蘇條約,政治協商,經共匪全面的叛亂,乃至大陸關入鐵幕。而中共毛澤東在蘇俄卵翼之下,憑藉其武裝暴力,來破壞國民革命,顛覆中華民國,要騎在我全國人民的背脊之上,建立其極權主義的統治。這不啻是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年)為我們第一次國民革命失敗時袁世凱挾帝國主義以擊敗 孫先生所領導的革命新興勢力,而後帝制自為的歷史重演,而其賣國害民之卑劣手段和殘暴方法,更不是北洋軍閥所能企及。這就是我們與俄共「和平共存」的最後結果。亦就是我們國民革命第二次失敗的惟一原因。

 關於我們中國國民黨及國民政府,在第一次「和平共存」失敗之後,仍不得不與俄共及其侵華工具之中共再作兩度「和平共存」的試驗之環境,及其經過之事實,我深覺其有向我全國國民和世界各國舉實相告的責任。大家應特加註意的一點,就是在這三次「和平共存」的事例中,我們政府的決策往往對於國內和國際上各種重要的因素,不能不先加考慮,而受其牽制,所以我們反共鬥爭的行動,亦就不能不經由曲折迂迴的路線,以至於中途遭受挫折。

 我發表這一記錄之時,衷心充滿著悲痛無比的情緒,也懷抱著堅強不移的信心。在一方面,我們中國可說是世界上領悟俄共「和平共存」的痛苦最早,亦是經歷最久的國家,然而事勢的演變與環境的壓迫,使我們本黨和政府雖看透國際共產主義的陰謀,而仍不能不再三墮入侵略者的詭計。我們縱能確立堅決的反共政策,因其得不到國內民眾的了解與國際友邦的支持,乃不得不中途挫折,而終於失敗。所以這些記錄的字裏行間,遍灑我們愛國軍民的鮮血和反共鬥士的熱淚。在另一方面,我在這反共鬥爭的經歷之中,對國家的忠誠和對人民的服務,本於 國父的遺教,三十年如一日。我自一九○八年在日本留學時加入同盟會,以及民國七年即一九一八年在廣州參加革命政府,以至於今日,始終自矢為一個三民主義的革命者,而且確信中國全體同胞,對於革命建國的途徑,亦惟有始終遵循著 國父所手創的三民主義,乃為自救與救國的惟一大道;尤其是在今日反共產、反奴役的鬥爭時期,更應以實行三民主義,為我們全國愛國同胞一致的目標。

 我們中國這三十年來,所受的慘痛教訓,我深望其能對今日同遭共產主義的威脅的國家及其領導者,有所裨益。我以為蘇俄的武裝暴力,亦與世界歷史上野心侵略主義者一樣,並不足畏,且必歸失敗;但是他的武裝暴力,乃潛存於其「和平共存」的外衣之內。自由國家的領導者甚難洞察其危機之存在,比及發覺而奮起抵抗,則為時已晚。我深恐今後俄共及其傀儡中共以其侵陷我大陸、奴役我同胞的故技,轉而為害於世界人類而無法阻止,乃不揣愚拙,特將本書公之於世。如其能喚起我全國同胞以及自由世界愛護自由和民主的人士的警惕,共同認識俄共及其傀儡中共對於任何一個自由國家與自由人士所要求的「和平共存」,不過是要你單方面接受他的「和平」,讓他俄共獨自生存,並聽其第五縱隊自由發展,而最後任其從外部來武裝征服,或從內部來「和平轉變」之一個簡單符號。他這個「和平共存」的符號,換言之,也就是他俄共最後統制世界,奴役人類的一個代名詞而已。故本著又名「和平共存」倘能以此對自由世界,尤其是我亞洲非共國家,有所貢獻,那就是我民族歷史上這一最大犧牲的代價,乃獲得了補償,而我對於世界反共鬥爭,亦克盡其應盡的責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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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220.131.211.*
  (2008-12-29 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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