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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變今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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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變今讀

作者 : 余英時
前 言

《二十一世紀》決定在今年刊出戊戌百年的專號,邀我參與盛舉,義不容辭;但因迫于時限寫不出研究性的史學論文,只能從一個普通讀史者的角度對戊戌維新這件 大事進行一些零星的反思。戊戌維新是中國近代史上體制改革的第一次嘗試,不幸以悲劇收場。今天中國似乎又重新回到了體制改革的始點,面對的困難則遠比一百 年前復雜而深刻。這真是歷史的惡作劇。

克羅齊(Benedetto Croce)有一句名言︰“一切歷史都是現代史。”我們今天重溫百年前戊戌的往史,無論怎樣力求客觀,終不能完全不受當前經驗的暗示。事實上,讀史者以親 身經歷與歷史上相近的事變互相印證,往往可以對史事引發更深一層的認識,這已是史學上公認的常識。下面所論間有以今釋昔之處,即取義于此,既非附會,更無 所謂影射。讀者幸勿誤會。又本文的重點在重新理解戊戌維新最後失敗的一幕,並非對變法運動作全面的評論,所以題目中特標“政變”兩字。這也是應該事先說明 的。



戊戌維新百年來不斷激動著讀史者的遐想。辛亥革命以後,不滿意中國亂象的人常常發出一種慨嘆︰如果戊戌維新像日本明治維新一樣地成功了,中國也許早就順利進入了現代化的建設歷程。這種感慨是很自然的,但也隱含著一個歷史判斷,即認為戊戌維新未嘗沒有成功的可能性。

最近二十年來,由于“革命”的觀念在全世界範圍內普遍退潮,漸進的“改革”開始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

以我所知的史學界的情況言,1989年西方史學家紀念法國大革命二百周年,其基調與百年紀念時(1889)的熱情贊揚已截然不同。法國革命所追求的理想如 人權、自由、平等、博愛等雖然仍值得肯定,但革命暴力則受到嚴重的質疑。沙碼(Simon Schama)著《公民︰法國革命編年史》(Citizens︰A Chronicl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一書,更強調革命以前的法國貴族及官僚中的改革家對于法國的現代化有重要的貢獻。“改革”與“革命”不是互不兼容,而是延續不斷的 一系列的體制變動。革命中的暴力恐怖只有毀滅秩序的負面作用,決不應再受到我們的繼續歌頌。不用說,史學家之所以改變了他們的看法主要也是因為受到了 1917年俄國革命以來歷史經驗的啟示。

中國自然也參與了這一新的思潮,于是80年代以後“改革”的正面涵義又重新被發現了。在學術思想界,戊戌維新的評價因此也發生了變化。李澤厚和劉再復的對 話錄——《告別革命》——在這一方面是有典型意義的,無論各方面評論家對它作出怎樣的解釋。他們顯然惋惜戊戌維新沒有成功,終于使中國走上了暴力革命的道 路。

我不想在這里涉及“革命”與“改革”之間的爭議,本文的主旨僅在于對戊戌維新為什麼失敗這一點有所說明。但這並不是一篇有系統的論文,而是就若干關鍵性的問題提出片斷的觀察,因此各節之間也沒有必然的邏輯關系。



照一般歷史分期,戊戌變法似乎自成一獨立的階段,其前是同治以來的自強運動(或稱之為洋務運動),其後則是辛亥革命。我現在對這一分期發生了疑問。如果把 變法局限于戊戌這一年之內,則所謂變法一共不過延續了三個多月(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而且除了無權的皇帝頒布了一些主張變法的詔書以外, 毫無實際成就可言。這不可能構成歷史上一個發展的階段。但若以甲午戰敗後康有為創辦強學會(1895)等一系列的活動來概括戊戌變法,則戊戌變法事實上只 是同、光“新政”的一種延續和發展,不過因時局的緊迫而突然尖銳化了。正因如此,康有為變法的號召才能立刻獲得朝廷和地方大吏的熱烈反響。不但北京的光緒 帝與翁同饗、徐致靖等在中日和議後(1895)立即籌劃大規模的變法,外省如張之洞、劉坤一、陳寶箴等人都熱心贊助康有為組織強學會和辦報的活動。其中陳 寶箴且在1895年任湖南巡撫後進行了全面的地方改革計劃並聘梁啟超為湖南時務學堂總教習。當時輔助陳寶箴的地方官如黃遵憲、江標等人也都“以變法開新治 為己任”。因此湖南的變法成為全中國的模範,戊戌維新在理論上是由康有為領導的,但其實踐的基礎則是由湖南變法所 提供的。

陳寅恪曾指出,清末變法有兩個不同的來源,不容混而為一。他的祖父陳寶箴因受郭嵩燾“頌美西法”的影響,基本上是“歷驗世務欲借鏡西國以變神州舊法”。這 和康有為“治今文公羊之學,附會孔子改制以言法”,完全是兩條不同的途徑。“歷驗世務”雲雲,即指同光以來的種種“自強”措施,如立學堂講西學、辦實業、 設工商局等等。這些技術層面的變法最後都不可避免地逼出了體制方面的改革要求。換句說話,同光以來地方性的、局部的和技術性的長期改革在甲午戰敗遇到了一 個最大的危機,即如果沒有涉及基本體制的全面改革,則自強運動已陷于停滯不進的困境。康有為適在此時提出“統籌全局”的變法,自然受到自強派領袖人物的普 遍支持。甚至李鴻章在政變後也表示︰康有為關于全面變法的主張正是他自己數十年來想做而未能做到的。所以陳寅恪指出戊戌變法中有“歷驗世務”的一源是極其 重要的,使我們認識到戊戌變法並不是完全出于康有為一派的提倡,而同時也是自強運動本身的必然發展。這樣看來,我們與其把戊戌變法看作一單獨的歷史階段, 不如把它看作是自強運動的最後歸宿。這樣的解釋比較更合乎當時的實況。但康有為、譚嗣同、梁啟超等人的歷史作用並不因此而有所減低,他們“畫龍點楮”的功 績仍然是不可否認的。

現在讓我借用現代的經驗來進一步闡明戊戌變法的歷史曲折。

第一、戊戌變法毫無疑問是針對中國傳統體制提出了全面改革的要求。其中如開國會、定憲法的主張已完全突破了中國傳統的政治體制。上面已指出,這一全面體制 改革的要求並非突如其來,而是從以前自強運動中的局部變法一步步逼出來的。這一點嚴復早在1896年2月與梁啟超討論變法問題時便已點破,即所謂“一思變 甲,即須變乙,至欲變乙,又須變丙”。可見基本體制的改革往往牽一發而動全身,一經發動,便如危崖轉石,非達于平地不止。最近二十年中國又在經歷著另一場 牽動著全部體制的基本改革,其最後歸趨如何,今天還未到明朗化的階段。可以說的是︰這次改革的要求也起于嚴重的危機,不過與戊戌時代不同,危機的根源不在 外來的侵略,而出于內在體制的惡化。不但如此,這次改革也是從地方的局部“變法”開始的。最初是農村經濟的改革,繼之則有城市經濟改革的發動;在經濟改革 初見成效之後,改革的浪潮已沖擊到政治和法律的領域。這樣一波接著一波,終于激成了80年代末期的全國大動蕩。這一歷程和晚清自強運動到戊戌變法的發展, 先後如出一轍。

第二,80年代中期,政潮激化中也出現了兩股來源不同的改革力量︰一股是黨政內部執行“改革開放”政策的各級干部。他們的處境和思路大致很像清末“歷驗世 務欲借鏡西國以變神州舊法”的自強派。從實際經驗中,他們似乎已深切認識到,無論是新科技的引進或局部的制度調整最後都不免要觸動現有體制的基礎。不過在 意識形態上,他們仍然是所謂“體制內”的改革者,盡管他們所要求的改革幅度也許會導致現有體制的解構。

另一股力量則來自知識分子,特別是青年學生。他們是理想主義者,接受了許多剛剛引進的西方觀念和價值,因此像康有為一樣,以激昂的姿態提出“全變”、“速 變”的要求。但是他們的基調也仍然是“變法”而不是“革命”。因此他們采取的方式是“和平請願”、甚至“下跪上書”,這就和康有為領導的“公車上書”之間 更難劃清界線了。

這兩派也和戊戌變法的自強派和立憲派一樣,在危機最深刻的關頭,曾一度有合流的傾向。但二者之間也始終存在著緊張。其共同的悲劇結局尤其與戊戌政變相似,或死、或囚、或走,總之是風流雲散,而所謂體制改革也從此陷入僵局。

具體的歷史事件決不可能重復上演。但是在某些客觀條件大體相近的情況下,我們也不能否認歷史的演變確有異代同型的可能。過去史學界一度曾流行過“朝代循環 ”說。其實,中國史上並沒有嚴格意義的“朝代循環”,不過在傳統格局不變的情況下,異代同型則往往有之。現代“體制改革”的歷程及其結局之所以能照明百年 前的戊戌往史,正是因為這兩次改革運動之間的具體事象雖不能相提並論,但以整體結構而言則相同之處終是無法掩飾的。關于這一點,80年代末改革運動的參與 者便已隱約地有所察覺。下面再略舉一二端以發其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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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220.131.210.*
  (2009-02-06 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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