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醜陋的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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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年以來,我一直想寫一本書,叫《醜陋的中國人》。我記得美國有一本《醜陋的美國人》,寫出來之後,美國國務院拿來做為他們行動的參考。日本人也寫了一本《醜陋的日本人》,作者是駐阿根廷的大使,他閣下卻被撤職,這大概就是東方和西方的不同。中國比起日本,好像又差一級,假定我把這本書寫出來的話,可能要麻煩各位去監獄給我送飯,所以我始終沒有寫。但是我一直想找個機會,把它作一個口頭報告,請教於全國各階層朋友。不過作一個口頭報告也不簡單,在台北,請我講演的人,一聽說要講這個題目,就立刻不請我了。所以,今天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用「醜陋的中國人」講演,我感到非常高興,感謝各位給我這個機會。

  有一次,台中東海大學請我演講,我告訴他們這個題目,我問同學會會長:「會不會有問題?」他說:「怎麼會有問題?」我對他說:「你去訓導處打聽一下,因為我這個人本來就被當作問題人物,又講一個問題題目,那可是雙料。」跟訓導處談過之後,他打電話到台北來說:「問題是沒有的,不過題目是不是可以改一改?訓導處認為題目難聽。」接著把他擬定的一個很長的冠冕堂皇的題目告訴我,他問:「同意不同意?」我說:「當然不同意,不過你一定要改,只好就改!」那是我第一次講有關「醜陋的中國人」。我對他說:「希望我講的時候能做個錄音,以後我就可以把它改寫成一篇文章。」他慷慨承諾。結果講過之後,把錄音帶寄來,只有開頭的幾句話,以後就沒有了聲音。

  今年我六十五歲,台北的朋友在三月七日給我做了一個生日,我對他們說:「我活了六十五歲,全是艱難的歲月!」我的意思是:不僅僅我個人艱難,而是所有的中國人都艱難。在座的朋友都很年輕,尤其是來自台灣的朋友們,多數擁有富裕的經濟環境,同你們談「艱難」,你們既不愛聽,也不相信,更不了解。我所談的艱難,不是個人問題,也不是政治問題,而是超出個人之外的,超出政治層面的整個中國人問題。不僅僅是一個人經歷了患難,不僅僅是我這一代經歷了患難。假使我們對這個患難沒有了解,對這個有毒素的文化沒有了解,那麼我們的災禍還會再度發生,永遠無盡無期。

  在泰國考伊蘭難民營中的難民,百分之九十是從越南、柬埔寨、寮國被驅逐出來的中國人(我們所講的「中國人」不是國籍的意思,而是指血統或文化)。有一位中國文化大學華僑研究所的女學生,是派到泰國為難民服務的服務團的一員,到了那裡幾天之後,不能忍受,哭著回來。她說:「那種慘狀我看不下去。」後來我到了泰國,發現中國難民的處境使人落淚。好比說:中國人不可以有私有財產,而且不能有商業行為,假使你的衣服破了,鄰居太太替你縫兩針,你給她半碗米作為回報,這就是商業行為,然後泰國士兵會逼著那位太太全身脫光,走到裁判所,問她:「妳為什麼做這種違法的事情?」這只是一件很輕微的侮辱,我除了難過和憤怒外,只有一個感慨──中國人造了什麼孽?為什麼受到這種待遇?

  前年,我同我太太從巴黎的地下鐵出來,看到一個賣首飾的攤子,賣主是一個東方面孔的中年婦女,我同我太太一面挑,一面講,賣主忽然用中國話向我們解釋,我們覺得很親切,問她:「妳怎麼會講中國話?」她說:「我是中國人,從越南逃出來的。」他就住在考伊蘭難民營,一面說,一面嗚咽,我只好安慰她:「至少現在還好,沒有挨餓。」在告辭轉身時,聽到她嘆了一口氣:「唉!做一個中國人好羞愧!」我對這一聲嘆息,一生不忘。

  十九世紀的南洋群島,就是現在的東南亞,那時還是英國和荷蘭的屬地,有一個英國駐馬來西亞的專員說:「做十九世紀的中國人是一個災難。」因為他看到中國人在南洋群島像豬仔一樣,無知無識,自生自滅,而且隨時會受到屠殺。我覺得,二十世紀的中國人比十九世紀的中國人,災難更大。最使我們痛苦的是,一百年來,中國人的每一個盼望,幾乎全部歸於幻滅。來了一個盼望,以為中國會從此好起來,結果不但使我們失望,反而更壞。再來一個盼望,而又是一個幻滅,又是一個失望,又是一個更壞。一而再,再而三。民族固然是長遠的,個人的生命卻是有限。人生能有幾個大的盼望?人生能有幾個大的理想,經得起破滅?展望前途,到底是光明的?還是不光明的?真是一言難盡。四年前,我在紐約講演,講到感慨的地方,一個人站起來說:「你從台灣來,應該告訴我們希望,應該鼓舞我們民心,想不到你卻打擊我們。」一個人當然需要鼓勵,問題是,鼓勵起來之後怎麼辦?我從小就受到鼓勵,五、六歲的時候,大人就對我說:「中國的前途就看你們這一代了!」我想我的責任太大,負擔不起。後來我告訴我的兒子:「中國的前途就看你們這一代了!」現在,兒子又告訴孫子:「中國的前途就看你們這一代了!」一代復一代,一代何其多?到哪一代才能夠好起來?

  在中國廣大的大陸上,「反右」之後接著又來一個「文化大革命」,天翻地覆,自人類有歷史以來,還沒有遇到過這麼大的一場人造浩劫,不僅是生命的損失,最大的損失是對人性的摧殘,和對高貴品德的摧殘。人如果離開了人性和高貴的品德,就跟禽獸毫無區別。十年浩劫,使許多人都成了禽獸。這樣一個民族,品質墮落到這種地步,怎麼能夠站得起來?

  在馬來西亞,華人佔百分之三十幾,有次我去博物館參觀,裡面有馬來文,有英文,就是沒有華文。這不是說有華文就好,沒有華文就不好,那是另外一個問題。這個現象一方面說明,馬來人的心胸不夠寬廣,另一方面,也說明華人沒有力量,沒有地位,沒有受到尊重。泰國的華人說:「我們掌握了泰國稻米的命脈。」不要自己安慰自己,一個法令下來,你什麼都沒有了。

  現在,大家談論最多的是香港,任何一個國家,她的土地被外國搶走,都是一種羞恥。等到收復它的時候,就像失去的孩子一樣,回到母親的懷抱,雙方都非常歡喜。各位都知道,法國將阿爾薩斯、洛林兩個省割給德國的事情,當它們喪失的時候,是多麼痛苦,它們回歸的時候,又是多麼快樂。可是我們的香港,一聽說要回歸祖國,立刻嚇得魂飛魄散。這是怎麼一回事?至於我們在台灣,有些台灣省籍的青年和有些外省籍的青年,主張台灣獨立。想當年,三十年前,當台灣回歸祖國的時候,大家高興得如癡如狂,真是像一個迷路的孩子,回到母親的懷抱一樣。三十年之後,為什麼產生了要離家出走的想法?賽浦路斯,一邊是土耳其人,一邊是希臘人,根本是兩碼子事;言語不一樣,種族不一樣,宗教不一樣,什麼都不一樣,土耳其人可以這樣做。而我們,同一個血統,同一個長相,同一個祖先,同一種文化,同一種文字,同一種語言,只不過住的地域不同而已,怎麼會有這種現象?

  這種種事情,使得做為一個中國人,不但艱難,而且羞辱、痛苦。就是身在美國的中國人,你不曉得他是怎麼一回事,左、右、中、獨、中偏左、左偏中、中偏右、右偏中等等,簡直沒有共同語言。互相把對方當作殺父之仇,這算是一個什麼樣的民族?這算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那麼歷史悠久,沒有一個國家有我們這樣一脈相傳的文化,而且這個文化曾經達到高度的文明。現代的希臘人跟從前的希臘人無關,現代的埃及人跟從前的埃及人無關,而現代的中國人卻是古中國人的後裔,為什麼這樣一個龐大的國家,這樣一個龐大的民族,落到今天這種醜陋的地步?不但受外國人欺負,更受自己人欺負──受暴君、暴官、暴民的欺負。有時候我在外國公園裡停一下,看到外國小孩,他們是那麼快樂,我從內心產生羨慕。他們沒有負擔,他們的前途坦蕩,心理健康,充滿歡愉。我們台灣的孩子,到學校去唸書,戴上近視眼鏡,為了應付功課的壓力,六親不認。他母親昏倒在地,他去扶她,母親悲愴的喊:「我死了算了,管我幹什麼?你用功罷!你用功罷!」我太太在教書的時候,偶爾談到題外做人的話,學生馬上就抗議:「我們不要學做人,我們要學應付考試。」再看大陸上的一些孩子,從小就要鬥,就要詐欺,就要練習出賣朋友同志,就要滿口謊言,多可怕的教育,我們要靠下一代,下一代卻是這種樣子。

  我在台灣三十多年,寫小說十年,寫雜文十年,坐牢十年,現在將是寫歷史十年,平均分配。為什麼我不寫小說了?我覺得寫小說比較間接,要透過一個形式,一些人物,所以我改寫雜文。雜文像匕首一樣,可以直接插入罪惡的心臟。雜文就好像一個人坐在司機的旁邊,一直提醒司機,你已經開錯了,應該左轉,應該右轉,應該靠邊走,不應該在雙黃線上超車,前面有橋,應該放緩油門,前面有一個十字路口,有紅燈等等。不停的提醒,不停的叫,叫多了以後就被關進大牢。掌握權柄的人認為:只要沒有人指出他的錯誤,他就永遠沒有錯誤。

  我自己在牢房裡沉思,我為什麼坐牢?我犯了什麼罪?犯了什麼法?出獄之後,我更不斷的探討,像我這樣的遭遇,是不是一個變態的、特殊的例子?我到愛荷華,正式和大陸的作家在一起,使我發現,像我這種人,上帝注定要我坐牢,不在台灣坐牢,就在大陸坐牢。他們同我講:「你這個脾氣,到不了紅衛兵,到不了文化大革命,反右就把你反掉了。」為什麼一個中國人,稍微膽大心粗一點,稍微講一點點實話,就要遭到這種命運?我遇到很多在大陸坐過牢的人,我問他們:「你為什麼坐牢?」他們說:「講了幾句實話。」就是這樣。為什麼講了幾句實話就會遭到這樣的命運?我認為這不是個人的問題,而是中國文化的問題。前幾天,有位從北京來的「全國作家協會」的黨書記,我同他談,把我氣得講不出話來。我覺得我吵架還滿有本領,可是那一次真把我一棍子打悶了。但不能怪他,甚至於在台北關我的特務,都不能責備,換了各位,在那個環境之中,納入那種軌道之後,也可能會有那樣的反應,因為你覺得做得是對的。我也會那樣做,因為我認為我做得是對的,甚至可能比他們更壞。常聽到有人說:「你的前途操在自己手裡。」我年紀大了之後,覺得這話很有問題,事實上是,一半操在自己之手,一半操在別人之手。

  一個人生活在世上,就好像水泥攪拌器裡的石子一樣,運轉起來之後,身不由主。使我們感覺到,不是某一個人的問題,而是社會問題,而是文化問題。耶穌臨死的時候說:「寬容他們!他們做的他們不知道。」年輕時候讀這句話,覺得稀鬆平常,長大之後,也覺得這句話沒有力量。但是到了我現在這個年齡,才發現這句話多麼深奧、多麼痛心。使我想到我們中國人,成了今天這個樣子,我們的醜陋,來自於我們不知道我們醜陋。我到愛荷華,因為中華民國跟美國沒有邦交,我們夫婦的經費是由愛荷華大學出一半,再由私人捐助一半,捐助一半的是愛荷華燕京飯店老闆,一位從沒有回過中國的中國人裴竹章先生,我們從前沒見過面,捐了一個這麼大的數目,使我感動。他和我談話,他說:「我在沒有看你的書之前,我覺得中國人了不起,看了你的書之後,才覺得不是那麼一回事,所以說,我想請你當面指教。」

  斐竹章先生在發現我們文化有問題後,深思到是不是我們中國人的品質有問題?我第一次出國時,孫觀漢先生跟我講:「你回國之後,不准講一句話──唉!中國人到哪裡都是中國人。」我說:「好,我不講。」回國之後,他問我:「你覺得怎麼樣?」我說:「還是不准講的那句話──中國人到哪裡都是中國人。」他希望我不要講這句話,是他希望中國人經過若干年後,有所改變,想不到並沒有變。是不是我們中國人的品質真的有了問題?是不是上帝造我們中國人的時候,就賦給我們一個醜陋的內心?我想不應是品質問題,這不是自我安慰,中國人可是世界上最聰明的民族之一,在美國各大學考前幾名的,往往是中國人,許多大科學家,包括中國原子科學之父孫觀漢先生,諾貝爾獎金得主楊振寧、李政道先生,都是第一流的頭腦。中國人並不是品質不好,中國人的品質足可以使中國走到一個很健康、很快樂的境界,我們有資格做到這一點,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會成為一個很好的國家。但我們不必整天要我們的國家強大,國家不強大有什麼關係?只要人民幸福。在人民幸福了之後,再去追求強大不遲。我想我們中國人有高貴的品質。但是為什麼幾百年以來,始終不能使中國人脫離苦難?什麼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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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TONYCYCU
  (2008-06-10 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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