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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學者: 跨國公司正控制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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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根本都是外資包括台資貢獻的,
還稱啥經濟大國?? 笑死人柳~~~

以下摘自中國人寫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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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學者詹姆斯.彼得拉斯撰文指出,跨國公司正控制中國。

中國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菲律賓《當代亞洲》雜志第36卷第4期(2006年)刊登了美國著名左翼學者詹姆斯?彼得拉斯題爲《中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從半殖民地到世界大國?》的文章,認爲以美國爲首的西方大國對中國的政策未來十年中將迎來一次質變:

爲了防止全球貿易體系的重大危機、中國的社會動蕩以及美國的嚴重衰退或中美的軍事對抗,跨國公司將從局部控制中國轉向通過發動一場全方位的經濟進攻全面控制中國:控制銀行和金融體系;控制關鍵的生産資料部門;控制中高端的國內消費市場;增加文化、娛樂、宣傳和商業市場的份額。

這樣中國成爲一個“世界大國”的努力將會遭遇失敗。相反,中國將變成帝國主義大國控制和爭奪的對象,後者將利用政治精英、軍隊、學生等等激烈爭奪對中國的控制權,中國國家性質和政權將被迫改變。這篇文章把中國的改革開放說成是資本主義化,並且預言中國將出現政治危機,這種方法明顯失之偏頗,但是文中提出的一些問題值得我們警惕。文章主要內容如下。

一、方法論和概念的說明

在計算中國的出口、投資、生産、融資和進口等時,幾乎所有的學者、記者、顧問和國際金融機構的官員都把中國企業和外資企業混在一起。此外,他們普遍忽視了如下事實:外資企業增長越快,它們占中國出口(和進口)的份額、利潤和對中國經濟新增長部門的控制就越強。自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及深化和擴大它的自由化戰略以來,這種狀況尤爲真實。

外資企業的增長意味著中國的投資、貿易、出口、融資、定位和決策越來越由跨國公司的全球需要決定,這些公司都得到了其母國的支持。隨著跨國公司的增加,它們對經濟增長動力部門的影響也在增強。相反,中國國家對經濟的影響力和影響範圍卻在逐步縮小。更重要的是,就戰略增長部門與國家之間的關系而言,跨國公司的增多很可能改變國家的本質,使中國減少“中國性”和更加迎合跨國公司的戰略。

如果我們把跨國公司看作是主要帝國(美國、日本和歐盟)的延伸,視爲帝國嵌入中國經濟中的前哨或飛地,我們就應該把它們的擴張視爲帝國增長的一部分。這將降低中國經濟表現的級別。

這表明,關于中國是否擁有挑戰美國、歐盟和日本的實力的爭論可能建立在一個錯誤的前提上。

中國實力的增長是建立在如下觀念之上的:在全融、制造和出口等戰略部門中,由中國所有和控制的經濟單位比帝國的跨國公司和國際投資機構增長得更快。正如我們在下文將證明的那樣,數據並不支持這樣一種假設。

另一個可疑的假設是:就像美國利用英國的鐵路投資來發展美國的資本主義一樣,外國投資和跨國公司屈從于中國,並被用來爲中國的戰略目標服務。這個論證存在如下問題。

第一,由于跨國公司控制了一些部門的制高點,或者至少控制了一些關鍵企業的管理,因此,“利用”外國資本來爲中國的發展戰略服務的觀念也就失去了意義。在外國投資上,中國在21世紀的戰略與美國在19世紀的戰略背道而馳:中國把有利可圖的增長部門讓給外國資本,同時中國的財政又爲高成本的、長周期的、大規模的、低回報的基礎設施提供資金。

第二,中國的增長成就僅僅局限于某些地區和部分勞動人口。我們幾乎可以看到“兩個中國”:沿海和內地。事實上,中國的生産性地區僅僅局限于與內陸礦産地區有聯系的港口地區。

由于全國經濟缺乏一體化並且沿海與外部大帝國(日本、美國和歐盟)建立了高水平的一體化,我們很難稱中國爲一個“民族國家的”經濟體。當沿海地區幾乎集中了所有的外資企業時,這種狀況尤爲真實。在這些有限的地區內,最有活力的企業並不屬于中國。從分析上來看,所謂中國的增長毋甯說是外資城堡的擴張。

把中國作爲一個無差別的實體來討論它的經濟表現,所存在的第三個問題是積累和分配過程中的階級性問題。極少數的外國和國內資本家階級、國家的部分管理人員及其裙帶關系網控制了整個積累、再生産、集中和分配過程,並且從中受益,但是中國的貧富差距在短時期內迅速拉大。

一些精英以中國之名來行動,但卻制定與其階級利益相一致的發展政策。在評價中國的生活標准時,人均貨幣收入掩蓋了5%的最上層與75%的最下層之間的巨大不平等。

二、中國發展的諸階段:從半殖民地到革命

1、第一階段:從殖民地到社會主義

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功爲持續和重要的經濟發展創造了最基本的政治和經濟條件。革命運動在打敗日本殖民主義的軍事鬥爭中發揮了主要的作用,並且在創立民族主權的過程中結束了歐洲人的勢力範圍和其在沿海地區的特權。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創立了一個統一的國家。它結束了飛速的通貨膨脹。極端的腐敗和對公共財産和金融體系的掠奪,爲穩定的貨幣、財政秩序和運轉正常的經濟奠定了基礎,從而能夠重建遭到戰爭破壞的經濟。

它消除了美國在朝鮮戰爭期間對中國邊境地區的威脅。在民族國家的主權框架內,由于消除了帝國主義的控制,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實施了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工程,推動了工業、農業和貿易的高速增長,結束了西方和東方帝國主義控制時期的大規模饑荒。它帶來了一些戰略性的變革,爲長期的增長奠定了基礎.

它對各個階層實施了大規模的公共教育和醫療運動,創造了一支受過教育的、健康的勞動大軍,包括數百萬的工程師、科學家和高素質的技術工人。同樣重要的是,它把大量的農民轉變成一支訓練有素的城市産業勞動大軍。鋼鐵、煤炭産業和生産資料部門的迎難而上爲輕工業和廉價消費品的順利擴大創造了基礎。

然而,在社會主義共識內,發生了秘密和公開的爭論。在群衆中,反對這種共識的是農村的農民和城市的小業主。在精英中,反對這種社會主義共識的最有影響的人是黨的領導幹部、理論家和下級職員等重要的階層。這些力量之間的公開的階級衝突最終導致了“文化大革命”。

從一開始,文化大革命挑戰了對剩余農産品的“封建榨取”、蘇聯式的等級制度和權力的濫用以及“泰勒制的”工作組織形式。鬥爭重新肯定工人在社會中的優先性,因而排除了任何走向市場的可能,至少將自由化延遲了20年。

在城市裏,尤其是對青年的動員旨在結束公共機構和專業人員的權力濫用——這些機構和人員壟斷了教育、醫療衛生、科學和文化的公共機構——以便使它們符合平等主義的規範。但大衆動員由于缺乏明確的方向,導致了群衆運動的衰落和幻滅。

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出現轉折。

2、第二階段:改革開放初期

改革加強了喜歡市場開放的那部分官僚精英的地位,重新激活了社會主義政權所包含的資本主義殘余,更重要的是,爲經濟學家、科學家、工程師和其他幹部提供了機會。同樣重要的是,毛澤東的外交政策恰好轉而接受華盛頓,中國共産黨重新評價了它的國際政策和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的核心地位。

技術官僚、市場取向的共産黨官員、雄心勃勃的私營企業主、新的政治理論家和重新獲得尊重的舊資産階級構成了新的權力圖景。他們制定出一種分階段自由化的戰略。這種新的權力精英盡力避免對社會福利體系和集體財産的正面進攻。相反,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他們采取了一系列相互交錯的自由化措施。

他們解散集體農場,乃至那些成功的集體農場,實行“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鼓勵私人貿易、個人積累和漸進的土地集中。作爲國家的代理人,政府精英控制著財産的轉讓、合同、進口許可、土地使用許可、信托、貸款。精英把這些額外利益分配給新資本家:腐敗模糊了公有財産和私有財産之間的界限,尤其是當大多數新資本家是政府官員的關系戶時。

新興的資本主義因素受惠于社會主義遺留下來的一個健康、訓練有素的城市産業工人階級、基礎工業和輕工業。一個有序、穩定和統一的國家能夠捍衛民族主權。基礎設施和這樣一個國家是資本起飛的主要條件。

此時有一個關鍵的因素導致社會遠離共産主義:20世紀80年代,精英的整整一代子女受到過國內外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教導。他們學習市場經濟模式,把“現代化”等同于資本主義自由化,並且知道跨國公司和外國投資的積極作用。他們相信,效率即盈利和私有化,不平等是“能力”(或缺乏它)的結果。受過教育的一些精英普遍地和毫不遲疑地接受了對資本主義優點的一切歌頌。

國家轉型的基礎是一種“原始積累過程”或對公共資源的掠奪。到2005年,中國出現了嚴重的不平等。相比之下,20世紀70年代初,中國是世界上最平等的國家之一。

三、自由主義時期

在幾乎所有情況下,在“推動”民族私人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部分政府官員的腐敗發揮了重要作用,新私有企業資本從政府承包合同、政府土地贈與、稅收減免、國家控制的廉價勞動力和幾乎壟斷的市場中(尤其是在開始)獲益巨大。在這兩種途徑中,自由化既是市場導向的,也是國家驅動的。幹預主義的國家仍然是一個關鍵因素,但它的角色發生了從直接投資者到私人投資促進者的劇變。

新法規(或至少是慣例)取代了限制市場活動的法規,這給予了資本家土地場所、投資刺激和對財産權利的保護。在整個20世紀90年代和新世紀之初,一個不變的情況是私人資本生産、出口、利潤、投資比例的不斷增加。始于20世紀80年代初的“市場開放”在接下來的20年裏轉變成種種洪流。到2005年左右,私人資本占非農産出的75%。

房地産和建築業的繁榮把門路廣泛的“企業主”變成百萬富翁。對國有企業的買斷也促使了新産業資本家的興起。通過不擇手段、詐騙、壟斷市場和對勞動力進行無限制的掠奪,新資本家們在不到20年的時間裏從小企業主迅速變成企業大亨,不僅擁有多棟豪宅和奔馳汽車,還擁有情婦和海外賬戶。

對勞動力的高強度剝削、成百上千萬的工人和農民失業以及財富在10%的上層人口中的高度集中,使國內的需求開始受到相對的限制。

由于市場的重心在海外,發展最靠近港口的沿海地區和迫使勞動力從內陸向沿海流動就是邏輯的必然了。出口市場決定了生産地點,而後者又決定了國內人口流動的方向。沿海地區的生産地點、港口、商業和銀行中心也成爲學術研究中心,因此也是培育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溫床。

成百上千萬的工人工作在最糟糕的條件下:工作時間長、最差的安全條件、最低的報酬和不衛生的工作條件。他們創造了巨大的利潤,而新的富人則由此變得越來越富有,並且炫耀性的消費也變得司空見慣。在中國乃至資本主義的曆史上,從未有一個階級在這麽短的時間內積累這麽多的私人財富。

與生産和分配的地理集中趨勢相隨的是財富、消費和政治權力的階層集中。“兩個中國”觀念具有了一種全新的意義:不再是指美國對中國大陸和台灣的區分,而是指由新的大資産階級控制的沿海中國和由成百上千萬農民工組成並爲沿海的加工、組裝、出口和贏利提供廉價勞動力、原材料和制成品的內陸中國。

四、外國資本建立前哨基地階段

與中國資産階級精英的發展相隨的是,外國大投資者在一些關鍵部門中建立了制造業的前哨和據點。轉折點出現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大規模地關閉國有企業的長期政策隨之出台;與此同時,國有財産被私有化和轉移到民族資本或外國資本的手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明確地改變了私人資本和國有資本之間的均衡和後者的意識形態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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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114.46.206.*
  (2009-02-19 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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