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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博物馆:从东京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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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岩最近心情不错,十年的时间,他终于给自己的4万多件晋商文物找了个稳妥又气派的“家”。

  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58号的一片中式风格的院落中,尽管粉饰的善后工作还没有最后完成,但“晋商博物馆”醒目的牌匾已经高高悬挂在门梁之上,并预计于10月份正式对外开放,在奥运期间会进行预展。

  “这里收藏的4万多件实物展品,包括账册、票证等各类晋商时期的文物,是我花了10年时间,从十几位收藏家手中辗转淘换来的。”薛岩说。自己费尽心血打造了这间博物馆,但自己却并不是山西人。

  1998年,一次山西之旅让薛岩与晋商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我认识了一位晋商票号(银行)方面收藏的专家,他的很多藏品都让我大开眼界,我也迷上了收藏。那段时间,拜访收藏家,跑拍卖会,成了家常便饭。而我的第一个个人藏品,是一份道光年间的商业信函。”

  在藏品不断丰富的过程中,薛岩心中的遗憾却与日俱增。“晋商作为商帮之首,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发迹于宋代,兴盛于明代,并以著名的票号 (银行)经营,在清代时攀上顶峰。其实,古老的晋商文化中,有很多理念都是当下经济体制的前身。研究老祖宗留下的这些东西,对于今天仍然有很重要的启发意义。可惜在这一点上,我们甚至还不如日本。” 薛岩说,民国年间,日本人在山西大肆抢购了一批晋商的文书资料并悉心研究,上世纪50年代还成立了国立级别的东京晋商研究所。事实上,今天我国很多关于晋商的研究性文章都是从这个研究所的著作中翻译过来的。

  “日本因为研究晋商文化真的受益良多,‘二战’后该国的专家学者结合晋商理论,完善了股份责任制度及借贷制,包括后来广泛应用的家族企业制度,推动受到战事影响的经济开始渐渐复苏。而我国的借贷制是从上世纪末才开始的。”薛岩说,保存下这些珍贵的晋商文物,也就是在抢救发掘中华商业史,希望能够为国内的学者尽量争取到更多的研究资料。

  然而,随着藏品数量的不断增加,存放场所成了一个难题。2003年,薛岩得到了山西阳泉远鑫集团赵总提供的一处位于海淀区紫竹院路81号院内,面积400平方米的房子,并将自己的4万多件藏品悉数搬了进去。“当时我感觉很兴奋,但是由于面积太小,大部分东西都不能展示出来,而且简陋的装修也与正规博物馆关于采光、温度、湿度等标准相差太远,尤其是一些纸质文物,存放的提心吊胆。”

  不过这座条件简陋,却内容充实的“仓库”,名声还是不胫而走。没过多久,高碑店乡的党委书记张福生闻讯前来参观,面对如此集中而数量巨大的晋商文物颇为震撼,当时恰逢高碑店乡正在拟建文化产业园区,张福生与薛岩当场一拍即合,并表示“我会把高碑店最后的地给晋商博物馆”。与此同时,远鑫集团的赵总也资助了数亿元的资金。2006年12月1日,占地20万平方米的“晋商博物馆”奠基仪式正式举行。

  在薛岩看来,无论是张福生还是赵总,大家其实都有一份难以割舍的晋商情结,这份情结并不一定只有山西人才有。“我们想从正面树立商人的形象。封建社会中,‘士、农、工、商’是当时人们对社会阶层的一个清晰排列,商人屈居最末。而现在也有人认为,商人都靠尔虞我诈生存,但事实上,晋商文化经历了 500多年至今仍为人称道,是因为它拥有诚信和谐的‘商魂’。”薛岩说。晋商没有一夜暴富的,每个人、每个家族企业都在慢慢积累。在它的文化理念中,很注重人的自我约束,比如,要想进入票号工作,必须要有担保人,而且要从学徒做起。如果能力水平与人品都得到认可,东家就会奖励你“入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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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TYCCB
  (2008-07-28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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